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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待遇。
赵恒刚死的第一年，即宋乾兴元年，她没有任何举动，可以说是很尊重自己死去的丈夫，但也可以充分地理解到，那时丁谓正意气风发，宋朝没有她什么事；
第二年，天圣元年，刚过完年，她就立即规定把自己的生日（一月八日）定为长宁节，其庆贺的仪制规格和皇帝的生日乾元节几乎相当。并且以此为例，每年举行；再过４个月，她命令礼仪院特制了太后的行辇，名为“大安辇”。大安辇出行的规格，显赫到了如下程度：
龙直总５４人，骨朵直８４人，弓箭直、弩直各５４人，殿前指挥使左右班２００人，禁卫皇城司２００人，仪卫供辇官６２人，宽衣天武共３００人。其他的侍卫诸司人等，完全向皇帝出行的护卫乘舆看齐；
并且在这一年，刘娥把自己的父祖三代都追封为王。其中从未当过官的父亲刘通为彭城郡王，她妈庞氏为越国太夫人，连同她那位“哥哥”刘美，以及刘美的家人、门人、仆隶也都鸡犬升天，在宋朝的王庭之上，甚至后宫之间随意出入；
截止到这里为止，虽然有点出格，但是也要注意到，这或许是刘娥不得己而为之。因为不管她之前在赵恒晚年神智失常时就怎样管理国家，但都隐藏在幕后，现在她是寡妇，儿子又太小，不给自己增加待遇，加码威严的话，能震慑朝廷，主宰天下吗？
所以就算过了一点，也在情理之中。可是进入天圣二年之后，刘娥的行动就引起了宋朝宰执大臣们的不安。
天圣二年的九月，真宗皇帝的谥号、皇太后刘娥、皇帝赵祯的尊号都要举行受尊号册的大礼了。几经反复，真宗、刘娥所用的是纯金，小皇帝因为是第一次受册命，才勉强用了纯金，明文规定，以后都用涂金。
更严重的是，刘娥要求在例来举行顶级大典的天安殿进行她的受尊号册之礼。
彻底逾规了，那是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特权，她一个才当了两年的太后，有什么资格像明目张胆的篡位一样的嚣张？
这时王曾站了出来，他像反抗丁谓那样来阻止刘娥。争执的结果是双方各让一步，刘娥的尊号在天安殿发册，在文德殿受册。没有真正的造反，但相信王曾等人一定是心有余悸。很明显，这只是第一次，以后会有无数次！
果不其然，就在当年的五月份，刘娥就想出了新的花样。她要求太常礼院为她制定新的皇太后礼服。如愿以偿，请看宋朝她之前的皇太后穿戴和她这时的对比。
延用赵匡胤开国时的开宝皇后制，皇太后穿祎衣，革带、青蟱舄（青黑色的鞋）、白玉双珮、黑组、双大绶、素纱中单、蔽膝、大带，首饰花十二株等。现在刘娥的是服朱衣，其余蔽膝、革带等都如衣之色，即都为朱红色。
朱红色，在宋代是皇帝的衣色。朱红以下，如绯色，即粉红色，是高等朝臣的象征。想像一下刘娥乘坐大安辇，在近千人的护卫中出行时，一身朱红，远望的臣民们看到她时，和看到一位当朝皇帝有什么区别？
但小不忍则乱大谋，考虑到刘娥的年岁（６０多了），还有赵祯的年岁（１５岁），王曾等人没再说多余的话。结果刘娥一步步地逼了上来，到了天圣四年的年底十二月时，她又有了新的招数。
这一次是小皇帝出面，赵祯对宰执大臣们说：“朕打算在明年的元日朝会时先率领百官为皇太后上寿，然后再去天安殿受朝贺。”
王曾等人立即急怒攻心，忍无可忍，刘娥这个老女人没完没了，一定要事事都抢在皇上的前头，无论如何都要取而代之！
可事情被刘娥自己给搅黄了。没等王曾等人说话，她抢先回复了一下自己的乖儿子。“陛下，怎么可以因为我的缘故使大朝会拖后举行呢？”
王曾喜从天降，立即跟上，“太后您说得太对了。陛下，您以孝奉母仪，提出了这个超级棒的建议，但是您的妈妈不忍心破坏国体，您还是听她的吧。”
刘娥瞬间冻僵，该死的谦虚，别看６０多岁了，政治上还是不成熟！都选择打劫儿子了，还装什么伟大母亲？但是话己出口，实在没法挽回。眼看着这一年的机会又要白白地溜走……但别忙，她的名字叫刘娥，她有各种各样的上不得台面，但绝对有效的办法。
就像当年让宰执大臣们把亲人图谱都交上来一样，她私下里又耍了个小手腕。很简单，回宫之后对儿子一顿暴力（不是我乱想，宋史里说了，她从来没给过儿子好脸），随后仁宗陛下就颁出了圣旨，上面写的还是先为她上寿，然后再举行元日朝会大典。
举朝无奈，这一次，她真的得逞了，比皇帝还皇帝了。
那天的上寿仪式是宋朝所有忠于王室的臣子们的噩梦。赵祯身穿兖袍（未加冕），在文武百官还有契丹使者的面前，向刘娥行二拜之礼，向她跪献两杯酒，接着再由百官的代表（非宰相，是枢密使）向太后上寿，一切都结束之后，赵祯才能戴上兖冕，到天安殿去接受百官的朝拜。
综上所述，刘娥据大宋皇位仅有一步之遥，即她是在会庆殿中行使的人君之礼，而不是天安殿这个最正规的场合。而在实际上，她更是早就行使了百分之百的皇帝职权，大婚之后的赵祯只是个摆设。
下面再看她到底为宋朝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值不值得她这样的牛气冲天。截止到天圣六年为止，把宋朝所有君臣的功劳都归于她一身，也不过以下几点：
第一，澄清吏治。
这件事名头超大，封建王朝甚至现代社会这都是首要问题。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越昌盛的朝代里，这个问题就越急迫尖锐。因为以儒家为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法律永远存在，但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它不像法家，会严格得近乎固执一样的执法。法之外，还有天、理、人、情。
弹性太大了，于是法治就变成了人治。于是选什么人去执法，才是头等大事。
在这里要注意宋史对事物程度的名词掌握，比如说，它称刘娥是“澄清吏治”，而不是“刷新吏治”。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只留下了六条警告臣子不许贪污，否则严惩的诏书，以及一句训人的话。
那是她刚上台时，京西路转运使刘绰为了讨好她，说要把多余的千余斛粮食运送京师。可没曾想刘娥发火了，对他一阵冷笑：“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和鲁宗道吗？他们哪个是因为搜刮粮食多而升官的？”
但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刘娥不是个深宫里享乐型的太后，她知道天地间多劳则多得，一切自有定数。平白无故多出来那么多的粮食，一定是有老百姓被剥削了。能体查下情而已，但对宋朝整个官吏制度，如何防贪，又怎样养廉，没有半点用处。至于下面所说的，在她的这种倡导之下，宋朝涌现出了范仲淹、王随、张伦、薛奎等一大批廉吏的说法，更是荒谬可笑。
以范仲淹的身世、个性和修为，他在任何朝代里都是廉吏，与刘娥有什么关系？其他人如薛奎，早在真宗朝就有“薛出油”的外号，跟鲁鱼头一个德性，更是君子慎独，修身齐家的人物，与外界的所有潮流都保持距离，维持自己的人格的独立，这是他们最起码的本能。
由此可见，刘娥的所谓“澄清吏治”，根本就没把脏东西洗干净；
第二，重视水利。
这是千真万确的功劳，不管刘娥有没有亲自下河堤挖过一锹泥，在她治理下的宋朝终于在天圣五年，把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１０１９年起，在滑州（今河南滑县）西北天台山旁决口的黄河给堵住了。并且还有范仲淹在黄海一带所修的五百里捍海长堤，稍后还有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大型水利工程。
但这时不再是史前时代了，这９年的洪水也没到淹没全国，民不聊生的地步。所以刘娥就算变成了大禹，也没有当国王的功劳；
第三，完善科举。
赵恒晚年停止的科举重新开始了，而且还增添了武举人这一项，算是对宋朝太祖陛下的老同行们网开了一面。很仁慈？的确相当好，并且还兴办了州学，赵祯的老师孙姡г谫鹬萁⒅菅保铝畲透铮哟顺晌г旱乃接胁撇�
但是这些顶多都只能算是“仁政”，给人民的一点甜头而已，当年王莽篡汉时把太学（国立大学）扩大了几十倍，也没见天下人服他。
还有第四项，这一项才勉强算是有些创新，不过仍然太勉强。
第四，发行交子。
交子就是宋朝的钞票，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流通意义上的纸钞。它的前身有汉武帝时期的“白鹿皮币”和唐代中期的“飞钱”。
白鹿皮币纯粹是个拍脑袋应急想出来的东西，当时汉武帝对匈奴连年开战，打得游牧民族不停地搬家，连带着自己的国库也都被洗白。为了有钱花，他除了使用“白金币”（银和锡合铸的）外，又把宫宛中养的珍稀白鹿都宰了，每一尺见方的白鹿皮为一币，每币的流通值是４０万钱。
这就很明显了，完全脱离了皮币的本身价值，最后只能成为王侯贵族间互相送着玩的“贡赠之礼”；
飞钱，唐朝的商贸业务很发达，商人就变得很烦恼，带钱出去办事简直就是场噩梦。因为无论是金子、银子还是铜钱，那都重金属，只要上到了一定的数目，就重得吓人。这时伟大开明的唐朝有了创举，政府出面开具出写着金额多少和存钱地点的凭证，然后商人带着上路做买卖，可以在异地提款购物。但创举不彻底，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没有货币的职能，说到底只是种汇兑凭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钞。
接着时光流转，五代十一国时没吃没喝，这些就都成了往事。进入了宋朝，纸钞终于出现在了货币最混乱、最粗糙也最庞大的四川。
先明确一个概念，这个发明创举完全不是因为发展太快，繁华过度的需要，而是一个很难看的不得己。
天府之国进入宋朝之后，应该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后蜀时期差多了，赵宋官家对他们很残忍，可是川人自古坚韧，他们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发展壮大，其结果就是卡在了货币流通这一关上。
当时四川别说金子银子，就连铜钱都很少，都被赵匡胤兄弟十几年如一日的搜刮进了开封城。迫于无奈，他们只能使用铁钱。于是灾难出现。一铜钱兑换十铁钱，每１０００纹铁钱的重量，在小铁钱是１３斤，大铁钱就是２５斤，当时买一匹布所需铁钱是两万纹，好了，算一下是多少斤呢？
大约５００斤……请问这日子还能过吗？
于是聪明的川人开始自救，民间自发形成了“交子铺户”。简单地说有点像现在的银行，有人把钱存进去，就能开具出一张刷着红黑两色的店铺和市民共同牢记的，相当隐秘的记号图案，以后就可以凭票取钱了。
但是和现代存折不同的是，交子铺户不给你利息，你得经它３％的保管费。
弊端也跟着出现，这玩意儿太诱人，一张纸就相当于一座山那样高的铁钱，于是不管商家怎样费尽心机作出密码图案，都被成功仿制。多简单，这东西就算再难，也没有仿制古画那么废神吧。于是打官司，追逃犯，整个四川鸡飞狗跳。
但办法仍旧是好办法，铁钱的问题也一定得消除。这时川人盼来了他们的救星——张咏。这位宋史中首屈一指的封疆大吏在景德元年，公元１００４年开始，命成都１６户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