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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喀比阿得斯逃到斯巴达后，于是就向雅典放冷箭，公开背叛雅典。他向斯巴达人建议，要他们在阿提卡兴建城堡。后来，阿尔喀比阿得斯终于反悔，并忠诚地向祖国雅典发誓，继而得到雅典人的谅解，于是在公元前407年回到雅典。但他难以在祖国长久定居，在公元前406年又再度出逃到斯巴达。就在这时，苏格拉底64岁出任公职。这年，即公元前406年夏天，雅典的军队在勒斯波斯岛与阿基纽西群岛间的海面上大胜斯巴达军队，但是却损失了25艘战舰和牺牲了2500名士兵。当时一般人认为，要是指挥官不怠慢，负起责任，这些人不致牺牲，会得救的。于是从500人评议会中选出50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对这次作战的指挥官进行审判，苏格拉底是这50名委员中的一分子，所以他参加审案与判决。关于这次审判的经过，柏拉图在他的《申辩篇》中曾有过记述：
“你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即苏格拉底——引者）尚未出任过公职，只当过政务审议会的议员。你们决定讯问那些在海战中没有救助漂流者的将军。他们置士兵死活于不顾的作法，被公认为违反人性的行为。
“那时，执行的委员中，只有一个人反对如此残酷的判决，其他的委员都想要弹劾我，逮捕我。我相信，如果我害怕被关押坐牢，甚至被判死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改变我的主张，站在你们一边。但关押和死刑，已不再令我害怕，我永远都是法律和正义的信徒。
“另外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寡头政治施政的时期。有一天，30位委员应用‘库里契阿斯的独裁制’，下了一道命令，把我和其他四人叫到他所在的本部，叫我们到萨拉密斯岛将勒翁抓来处死。他们经常下达这样的命令，他们忙着整人，陷害人，好像要杀尽异己而后快。我没有听从他们的这道命令，而且我还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我对死一点也不在乎，我决心，不合乎正义的事我是不为的。所以，当时的统治者，虽然凶得很，仍然不能威胁我，逼迫我做不正当的事。
“其他四个人去了萨拉密斯岛，将勒翁带了来，对他执行死刑，我却独自一个人回家去了。假如，政权在那时不是当即就崩溃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抓去处死的呢。
“我曾经想过，只要我出任公职，一定要用好人的好方法办理公事，维持正义。若不是我这时才出任公职，可能我不会活到这把年龄。无论是我出任公职或是处理我的私人生活，我是不轻易改变我的态度的。”
苏格拉底出任公职时就是抱着上面那种守正不阿的态度，因此，他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然而，他处理事情很有办法，而且很有智慧。如果把死亡和不要正义这两者摆在他面前，让他任选一种，他会毫不犹豫地面向死亡。
苏格拉底对有关人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研究、追索。他思路清晰、分析精辟，层层深入地去寻找答案。什么是神？什么是不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思虑？什么是疯狂？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府？什么是统治者？宗教是什么呢？害怕和胆怯又是什么呢？上面的种种“什么”，以及还有其他不少的“什么、什么”，这些“什么、什么”，都是苏格拉底所关心的，想要弄清楚的。
为了讨好当权者而违背正义，苏格拉底对此是绝不干的，他不恐惧，更不屈服。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达无条件投降，在斯巴达将军赖山德的命令下，雅典的民主政体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产生的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实施独裁。但疾风知劲草，苏格拉底仍旧坚持他一贯的理想，虽然政局逆转了，他绝不变节。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03年时又重现光明，但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苏格拉底理想中有人性的国家制度了。这时苏格拉底已经年迈，67岁了，他的高足柏拉图25岁。这时虽然是民主政治，但苏格拉底未能受惠，相反有些人称他是“培养叛逆者的人”，而说这句话和散布这句话的人，其中也有苏格拉底的朋友，例如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前者克里提亚是柏拉图母亲的堂兄弟，是“三十人委员”中最极端派中的一员；后者卡尔米德是柏拉图的舅舅。卡尔米德与欧梯得摩斯相知甚深。这里的欧梯得摩斯与柏拉图所撰写的《欧梯得摩斯篇》中的欧氏并非同一人。这里所指的欧氏，系苏格拉底的弟子。卡尔米德利用他、引诱他，作为业师的苏格拉底看到这种情形，曾说过以下的一段话语：“……君子不会像乞丐讨食物一样，对自己的朋友去恳求、哀求，这不是自由人应有情形。”
这正和我国古籍《礼记·檀弓》所记述的有些相同，即“嗟来之食”。但是卡尔米德对苏氏的劝谕未予听取，也不纠正自己的行为，因此苏格拉底当着欧梯得摩斯及许多人的面大声骂道：
“卡尔米德的脾气简直像猪一样，猪用身体去碰石头，就如同卡尔米德的身体摩擦欧梯得摩斯的身体。”
卡尔米德听到苏格拉底说的上面的话后，无疑非常生气，而且十分怨恨苏格拉底，所以当他成为“三十人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后，就在法庭里对苏格拉底提出一条规定，即“禁止传授说话的技术”，这就意味着禁止苏格拉底和青年莘莘学子谈话，即不让苏格拉底和青年们互相交流、切磋。当苏格拉底看到“三十人委员会”任意将比较有声望的庶民，即自由民处死刑，并且还煽动其他人进行卑劣的行动时，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所以他对此作了一番批评：
“如果有一位放牛的人，他所放的牛群的头数一天天减少，牛也一天天地瘦弱，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是个不好的放牛人，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就好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自己国家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国家的道德也一直在沦丧，可是他本人并不觉得这是耻辱，也不承认自己是不尽职、不及格的政治家，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当有人听到了苏格拉底上面所发的议论后，就向当局举报了他。因此，卡里库勒斯和克里提亚就把苏格拉底召了来，把有关“禁止教导说话的技术”的那条规定给他看，表示法律是禁止他和年轻人之间交谈的，随后，苏格拉底就向他们俩人说道：“对于这个规定，我实在不了解，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呢？”
他们回答道：“可以！”
苏格拉底又说道：“我愿意遵从法律，可是担心自己因不了解法律而违犯法律，所以只想问问你们。你们禁止我教辩论术的目的是什么？是你们认为我指出了事实吗？还是你们认为我讲了虚伪的话呢？如果你们认为我讲的是虚伪骗人的话，那么我以后就要讲事实了。”
听到这些话，卡里库勒斯十分生气，于是说道：“苏格拉底！你可能不了解我们话中所含的意思，我再清楚地告诉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和年轻人说话。”
苏格拉底回答道：“我担心会在无意中违背你们的命令，所以请你告诉我，年轻人的年龄界限究竟划在几岁？”
卡里库勒斯回答道：“凡是还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以及尚未成熟的人，都不许和他们交谈。讲清楚一点，就是没有到达审议员的年龄，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和30岁以下的人说话。”
苏格拉底随即又反问道：“如果我上街买东西，而那位老板却是30岁以下的人，那么，我也不可以问他东西的价钱吗？”
卡里库勒斯回答道：“这倒是可以的。但是，苏格拉底，你好像对自己所熟悉的和明了的事情，有一种不断质问的毛病。你应该知道，这种习惯是不好的。”
苏格拉底又接着问道：“照你这么说，如果有年轻人问我一些我所知道的问题，比如说吧：请问，卡里库勒斯住在哪里？克里提亚住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也不能回答吗？”
卡里库勒斯回答道：“问这样的事当然可以回答。”
克里提亚从中插嘴道：“苏格拉底，你千万要记住，不可以再去骚扰木匠和铁匠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你时常谈到他们的事情，就会损害到他们。”
苏格拉底这时又问道：“假如那些工人，问我有关正义、信念，或者其他有关思想上的问题，我也不能回答吗？”
他们俩人中的一人于是回答道：“是的，你不可以回答。而且你也不能再讲有关放牛人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改掉这些，那就小心你本身的牛群的头数会减少。”
从卡里库勒斯和克里提亚所讲的话的最后一句中可以窥视到某些蛛丝马迹；他们俩人为什么对苏格拉底如此生气呢？就是因为苏格拉底谈过有关放牛人的事，即是说放牛人没有放好牛，而不承认这是他们自己的错。苏格拉底举的这个例子是作一个比喻，说那些政治家没有把事办好，既不感到羞耻，又不承认自己没尽到职责，这是针对“三十人委员会”的那些人说的，因为他们任意将某些有声望的自由民处死，还煽动某些人进行卑劣的活动。“三十人委员会”的成员当然不满意他了，对他进行威胁，苏格拉底毫不屈服，据理驳斥。
从以上苏格拉底与卡里库勒斯及克里提亚的对话中，可以充分看出苏格拉底是如何为人处事的：守正不阿，一往直前，决不退缩。
5。 受指控
公元前404年是有光荣历史的雅典最为不幸、最遭殃的一年，因为雅典战败，在这一年向斯巴达无条件投降。斯巴达将军赖山德下令取消雅典的民主政体，成立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实行独裁专政。这一年苏格拉底已经66岁，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因形势恶化而改变自己的初衷。首先，有人蜚语流言，给苏格拉底戴上“培养叛逆者的人”的帽子，随后当局规定，禁止他与青年人讲话。这样，有光荣历史的雅典，对哲人苏格拉底的生命都无法保证了。有关伟大雅典光荣的过去只能保持在某些人的内心，这样，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同情及支持也只能隐藏在自己的内心中，无法表露出来，更不能化为一种力量在道义上及行动声援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这时苏格拉底已年届古稀，有三个雅典人：墨勒托斯——拙劣的悲剧合唱歌曲的作者，安倪托斯——制革的匠人及吕孔——演说家，一块儿到雅典的法庭指控苏格拉底。他们的起诉状如下：
“匹托斯居民墨勒托斯之子墨勒托斯，就以下事宣誓——
“我告发阿罗卑克胞区区民索福罗尼斯科斯之子苏格拉底，该人不承认国家所规定的众神，引入其他的神（宗教行为），并且蛊惑青年犯罪，我们要求将他处以死刑，以整肃国法。”
难道事实真是如此吗？他们指控的这些罪状真能成立吗？
起诉状中说，苏格拉底“不承认国家所规定的众神”。实际上，古希腊的先哲们，个个都不相信国神，甚至有人否认神的存在；而苏格拉底则是惟一没否定神的存在的一位，他还常常劝人们信神，按礼节膜拜神明。关于指控苏格拉底“引入其他的神”，则更是无稽之谈！这些指控人所依据的，则是苏格拉底自己宣称的受某种内在无形的神秘的声音所指引。如果这就算是“僭立新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