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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癌痛的折磨。
“陈老总，你好啊！”爷爷走出房门，把手伸向陈毅。
“朱老总，你好！你好！”陈毅连连问候。
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对视了好半天。
“陈老总，你的身体怎么样啊？”爷爷一坐下便关切地问起陈毅的病情。
“没啥子了不起的。你看我现在心宽体胖，气色还不错吧？”陈毅拍拍自己的腹部，笑着说道。
“陈老总，红卫兵贴了你那么多大字报和打倒你的大标语，你就不怕吗？”奶奶见陈毅还是那么乐观，关切地说。
“怕啥子嘛！大不了就是我这一百五六十斤。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是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接受我。现在，我随时准备到他老人家那里去报到。可是让我背叛真理，那是永远做不到的！”陈毅说完，便开怀大笑。
爽朗的笑声，在客厅里回荡不息，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陈毅说：“这次我来北戴河，是受了总理之托来看望你们的。总理本想亲自来看望你们，但他现在出国去了，来不了啦，他让我代他向老总您问好，希望你们多多保重！”
听了陈毅的话，爷爷和奶奶都很感动。他们深知周总理特意让陈毅带来的问候分量有多重，那里包含着多少感情和话语，那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更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
爷爷沉默良久，然后，神情凝重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那样的容忍和牺牲，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搞清楚的！”
爷爷怕在场的人听不明白，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安慰陈毅，也似在安慰自己。
今天，我想起爷爷的这句话，才知道它的涵义是相当丰富、相当深刻的。它是历史的回响，也是历史的昭示。
在北戴河的日子里，爷爷和陈毅常常徜徉在大海边、松林中，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诉不尽的回忆，道不尽的感慨和期待……
令爷爷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就在他们见面后的不几天，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身败名裂，终于让爷爷和陈毅看到了这个阴谋家、野心家的可耻下场，这也是对重病中的陈毅最大的安慰。陈毅放声说：“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
四个月后，1972年1月6日，陈毅因患癌症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正在解放军三○一医院病休的爷爷得知这一噩耗，十分悲痛，不顾八十六岁的高龄和正发着高烧的病体，立即赶到灵堂，向陈毅的遗体告别。在陈毅的遗体前，爷爷热泪盈眶，为失去这样一位豪爽耿直、才华横溢的战友哀恸难禁。他缓缓地抬起右手，行军礼为他这位共事四十余年的老战友送行。
追悼会上，爷爷泪眼朦胧，握着张茜的手安慰她：“你的责任重大，要保重身体，教育好孩子，接好班！”
张茜知道，爷爷的身体也不好，而且年事已高，所以强忍住悲痛，反倒安慰爷爷说：“陈毅同志已故，他先走了，您老人家不要太悲伤，要多多保重。您身体好了，全国人民都高兴。”
爷爷已多年没有写诗了，这一次，他为陈毅写了四句：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
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陈毅和张茜先后离世，爷爷奶奶把他们的子女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谁干什么啦，谁找对象啦，人品怎么样，都不断过问，想起谁，就让我们去请他们到家里来……
爷爷发问：为什么会出现林彪事件？
1972年5月27日，爷爷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会上，他看到很多重新出来工作的老部下时，非常高兴。他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和军队的同志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
那时，我正好在家，看爷爷每天忙于会议和公务，也就没有过多地去打扰他。
有一天上午，他却主动地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很温和地问我：
“我们的工作都很忙，和你谈一次话也不容易，你回家了，也不主动找我，有问题也不问，是不是认为自己学习得不错了？”
我说：“我是看到您工作忙，怕占用了您的时间！”
爷爷又说：“现在，我问你一些问题，你谈谈？”
爷爷接着就问我：
“为什么会出现林彪事件？在林彪事件发生前你对林彪的问题有没有感觉？当时又是怎样想的？”
我稍微想了一下，说：
“在林彪事件以前，一些学校、工厂和机关单位里都出现过反林彪的言论，他们主要是反对林彪胡乱吹捧，讲天才，讲绝对真理等，但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觉得这些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爷爷听我说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后，又说：
“这些问题（指林彪的天才论等）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反映？你想想，虽然社会上相当一些人有浓厚的奴隶主义思想，即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可总有一些人能够独立思考，能对事物做出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当时可能受到一些挫折，受到一些打击，但是他们正确的思想早晚是要被实践所证实，被群众所接受的，就像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学说一样……”
接下来，爷爷还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来阐述他的论点：
“所以说，你应当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事物，应当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吝惜眼前损失的一切东西，应该像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那样，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走为人类解放而谋求真理的道路。”
那天，爷爷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工作人员三番五次地叫他吃饭时，他这才和我一起走向饭桌。吃饭时，爷爷又对我说：
“我考虑过，为什么我嘱咐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可你总是听不进去，总是想玩、想吃，缺乏革命思想，这恐怕是由于社会的影响。在社会上，你应该多交一些有上进心、忠诚、正直的朋友，在学习上互相交流，在政治上互相帮助。不要找酒肉朋友，那样的朋友是靠不住的。今天他得到了你的好处，赞扬你，而明天可能得到你敌人的好处，他又会去赞扬你的敌人，并且攻击你，背叛你们的友谊，这样的人是要提防的。”
爷爷又嘱咐我：“你一人在外，也不要老是想着家里，我们由组织上照顾。你应该安心工作，你在工作上出了成绩，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部队生活艰苦，这是正常的现象，一定要下决心在艰苦的斗争中磨炼自己的意志。”
“文革”开始后这几年，爷爷一直没有像今天这样和我谈这么多话，这可能是因为林彪集团的暴露和垮台，党和国家除掉了一个隐患，拂去了爷爷心上的阴影；也可能是爷爷看我长大了，已经是一名军人了，该引导我学会独立地思考问题了。
家里的客人又多了
我和奶奶与刘少奇之子刘源合影。
我家从中南海搬到“新六所”之后，尤其是林彪集团败露之后，家里的客人又多了。老干部们都知道爷爷的人品宽厚，德高望重，这些年却受到林彪的攻击诬陷，受了不少委屈，都想到我们家里来看看爷爷。
1972年除夕，王震约了王稼祥、廖承志，带着各自的夫人来到了我家。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爷爷的这些老战友，音信全无，爷爷再也没有和他们见过面。但爷爷知道，这些和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也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只是因为林彪集团的垮台，他们的境遇才开始有了转机。
对于王震，老一点的人都习惯称他“王胡子”，他为人直率，豪爽，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爷爷和王震，是1936年6月在川西的甘孜认识的。当时王震是红六军团的政委，他和军团长萧克率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指挥下，与红二军团分两路到达甘孜。红二、六军团是在爷爷的坚决主张下，才转战万里来到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的。当时陕北曾有人来电反对红二、六军团北上，但爷爷没有听这个错误的意见。爷爷之所以这么主张，是为了增强抵制张国焘的力量，以便实现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为了实现甘孜会师，爷爷要四方面军在西康高原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苦苦等了三个多月，同时又要排除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谈何容易。爷爷和王震以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在那样的时刻、那样的环境里见面，其欣喜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爷爷同他们彻夜长谈，特别严肃地澄清张国焘一伙人散布的攻击中央和毛泽东的言论，讲解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从那时起，爷爷和王震就很熟悉了。“文化大革命”之初，曾有人找到王震，要他揭发爷爷的“罪行”，让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并挥舞手杖，将来人赶走。后来，他自己也受到冲击，被批斗和关押，吃了不少的苦头。
王震一见到爷爷，便关切地问：“朱老总，你这几年的身体还好吗？”
爷爷看到劫后余生的老同志们来看他，非常高兴，连声说道：“好，好，欢迎你们来看我。”
爷爷听了王震他们叙述“文革”以来各自的遭遇后，笑着说：“林彪弄出来了，天又翻过来了，毛主席没有忘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有功劳的好同志，很快就会给你们重新分配工作的。”
王震指着王稼祥说：“我们只有几个小功劳，稼祥同志是在关键时刻立过大功的，又是杰出的理论家。”
王稼祥谦逊地摆摆手，说：“哪里，哪里。”
王稼祥，爷爷当然了解他。在中央苏区，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爷爷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还兼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年轻，有理论，虽然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但他不像王明、博古那样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对爷爷和毛泽东这样从实际斗争中出来的红军领袖很尊重，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前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党都知道他是有大功的。但在1945年党的七大，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连正式中央委员也没选上，爷爷怕他难过，曾和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先后到王家坪王稼祥的住所去安慰他。1949年2月，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从东北到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爷爷奶奶特意把他们夫妻安排在自己的屋子里住，让出大床，热情接待。可是1962年后，主持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王稼祥，却被作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少援助被压迫民族）的“修正主义分子”加以批判。
爷爷若有所思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们在一起干革命都有四五十年了，你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就身负重职了。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互相间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