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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我们政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搞好科学研究，为了治病，而不是为政治
学习而学习。医生学马列主义，不学开刀，至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马列主
义专家；应该在医学方面放异彩。总政、总参必须根据中央六分之五专业活
动时间的规定，重新考虑。
科学研究是极其复杂的精神生产，不是容易的。往往十年、八年，甚至
孜孜一生，也不一定有成就。科学研究的成果，不是变戏法，一下子可以得
到，须有耐心，有的科学家终生研究，没有成果，但还是令人钦佩的。也许
一、二十年，一代、二代、三代才能有成果，这就需要极高度的自我牺牲的
精神，甚至要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即使多少年没有成果，但这种精神
还是好的。在科学研究中，不容许有浅薄的人；浅薄是与科学研究不相容的。
科学研究与实际联系，不要机械唯物论，认为非要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不
可；也要有间接的联系，即理论研究，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科学研
究，可能目前并无好处，但将来会大有好处。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公
式，对目前治理黄河没有好处，但也许在若干年后，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
以理论研究不能取消。但主要的研究题目，应放在解决实际问题——在目前
来讲，主要就是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十条。
上海一个研究机关研究一种蓖麻蚕，不用桑叶，到处可以养。
目前无用，但如成功，将来全国都可以穿绸子，功用很大。同时还试验
了无性生殖，获得成功，这又大大的打破了成规和传统看法，这个实验室只
有几个人、一间房子，很简单，但这研究却已有了世界意义。所以对待科学，
不要戴近视眼镜，要戴望远镜。搞不起来，不要改变脸色；对失败者应给以
鼓励。不要小人见识，要落落大方，这是领导风度问题。过去，科学家没有
成就，就受到轻视；今天我们新社会不应这样，要改变过来。对失败的，我
们应同情，不应加以批驳。一千次失败，一千零一次就可能成功了。有的需
要限期完成，解决目前问题．但目光也要放得远一些，对目前没有什么意义
的，也要花一些成本。
我今天讲的话，主要是对共产党员讲的，批评多了一些，有的话可能是
过分的，也可能不合事实，但基本的意思是可以考虑的。希望大家批评。
注释
［1］农业合作化四十条，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的《一
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陈毅曾参与修订工作。
［2］科学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规划，指《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
景规划纲要（草案）》。陈毅作为兼管科学院的常务副总理，在制订此科学规划的
初期曾参与主持工作。
［3］“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
种违法行为。
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后勤领导同志要我在你们的会议上发言，我是个转业军人，军
队工作参加的很少，发个言。
军队后勤工作是什么性质？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经济工作。后
勤工作者是经济工作者，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是军队经济专家，
是政治、军事、经济专家。我就是用这个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资产阶级讲
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讲经济就与政治联系起来，二
讲政治就与经济联系起来，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
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基础就反
映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调转来政治又指导经济，改造经济。所以军队的后勤
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学家，不但要学政治、学经济，还要学军队这一部
分，要学特殊的军队政治经济这一部分。所以把它看成很简单的事务工作，
很简单的后勤事务工作，很简单的后勤行政工作，很简单的一个后勤补给工
作，是把军队的政治经济工作庸俗化，思想不高。思想不高就看不远，见地
不明，展望不远，结果工作就抓不起来，就容易犯本位主义的毛病，犯事务
主义的毛病，就不能抬起头来工作，这点你们是不是可以议议。要提高，军
队后勤工作的风格要高，要有共产主义的风格，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干。我先
讲了美国七百多亿的预算，有四百多亿用在军事预算上，国家是不能持久的。
不管美国多富，多么有本事，七百多亿预算有四百多亿军费，是不能持久的。
我们的预算好办事，建国以来军费预算一般是减的趋势，经济建设、工业建
设、文化建设是增长的，国家是有发展的，很有希望，所以在政治上是强国。
去年军委扩大会议［1］上我就说，彭总、黄克诚同志代表军队在讨论国家预算
上他们总是不替军队争经费，这点我很佩服，我是投他们的票的。一九五四
年我离开军队，五三年管一管南京军区的工作，四九、五○、五一年我还管
军队，那时我也在他们领导之下，是支持他们这个的。减一亿就减一亿，减
两亿就减两亿，减五亿也可以，过去万里长征你都能过，现在还不能过？就
是要把工业强大起来，农业发展，文化发展，军队就如虎添翼，就飞起来了。
经济很落后，文化很落后，你军队也很落后，军队再强你也是弱。军队领导
同志在国家预算上不去争这个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说是政治经济学家。
后勤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工作者，就是有这么点钱，也能够过，就是这点
钱，紧紧还过得很好，这就看本事。大会出给你们的题目就是这个。钱不多，
装备要逐步改善，工程要逐步改善，生活要搞好，这就是大跃进。调转来说，
就是在国家预算中挤，也像美国一样，七百亿美元四百亿是军费，国家不能
过。我们全民皆兵，但是不要钱，这就是强国。
注释：
［1］ 军委扩大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召开
的扩大会议。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
① 这是陈毅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忆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五九年二月）
从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
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左”倾机
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机械搬运教条，拒绝了毛主席
的正确方针，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这个退出，
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
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1］ 同志负责），和中央
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
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这时，在苏区军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中央苏区是个大
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
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革命由低潮
日益转入高潮。而今，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
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
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敌人即将进入苏区，革命又落于低潮，
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
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应当
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
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
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
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
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
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
潮。
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但是必须的。只有彻底
实行了这一转变，才能渡过这个风暴，转入胜利；不能实行这个转变，就要
失败。
但是，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
“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
志的行动，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
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
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
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
“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
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五次反“围
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结果，
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
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
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
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
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2］。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
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
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
说：“我们主力一个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