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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不能住了，就用雨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
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卧看星星月亮，与天
地同归了。大庾岭上的雨季十分讨厌，于是又想出了新办法：弄几块雨布，
四只角上钉上绊子，往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把雨布一
解，地上扫扫，每班都有构子，泼上点水，把痕迹灭掉。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
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
山鸡，或是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
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大树棵里，马蜂多得很。搞个竹蔑背斗护着
头脸，把蜂窝一烧，马蜂飞去了，然后将幼虫搞下，把来一炒，跟蚕蛹一样
香脆。做汤吃，白的像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明，一照
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有群众送来米粮，也可以煮点
饭吃。不过部队流动性大，煮饭的家具就要事先筹备，有机会搞些小锅子来，
在野草丛中东丢一只，西丢一只，用时就去找。或者干脆将米和水装到鲜竹
筒子里，丢到火里烧。此外，山上也不会完全断人，春天有造纸的来，冬天
有烧炭的来，他们是反动派特许进山的，带得有配给的粮食，请他们匀出一
点来，可以略作补助。所以，完全挨饿的时候也并不多。三年的时间，我真
正吃不上一点东西的时候只有三天，那是与敌人猝然遭遇，被打散了，带的
一小包盐，一天吃完了，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嚼点野草，第三天便遇到
了自己的同志。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诡秘。不能走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
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要把踩倒
的草扶起来。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
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
四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
统一的意志、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
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
这是一个大失败，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却。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
在哪里？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这是不切
实际的想法。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无暇顾及我们；即使站住了脚，也
要发展新的根据地。这种情势下，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胜利和
成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
“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这也不可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已
经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
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
攻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
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
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
基于这种政治估计，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就不可能是进攻的，而
是退却的。退下来，转变过来，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革命受到挫折
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牵制一部分敌人，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给时局以若
干影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
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
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
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事后看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基于这种
分析，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有
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
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
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定了：长期坚持，保
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论点，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
因此，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
这时，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主张拚。他们认为：“苏区
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形式
上很“左”，实际是右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
力量。他们不懂得，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
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
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
炮筒子里轰掉呢？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们最希望
你来拚，拚掉一个少一个。
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经受不住失败的考
验而悲观失望，丧失了信心。他们借口怕暴露，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找个
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
来。由于斗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搞点吃的，搞点钱，
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变成了土匪。或者动摇逃跑，叛变革命。这是右
倾机会主义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
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
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响亮的斗争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
上，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给形势以
影响，推进革命高潮；任何悲观消极，不但不能保存，而且会导致灭亡。
为了使正确的方针得以贯彻，就要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盲
动，反对悲观消极。正确地分析形势，不断地阐明我们的方针，天天讲，大
会小会都讲，成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内容。
经过这一番工作，绝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党、相信
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了游击斗争，在这残酷的斗争中，我们茹苦含
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是阶级的硬骨头。但是，也
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是随着土地革命的高潮卷进来的，在残酷的斗争
面前动摇了，随潮而退。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留帖告别了，有的干脆叛变
了。
当时，对于如何巩固部队内部的问题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的，
有的表现不好，讲些怪话，便开斗争会；对动摇逃跑的，采取极端的手段镇
压。夜间放哨，怕一个人靠不住，便放两个三个。
显然，这种方式是极端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
破坏了团结。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方式而垮了的。当然，对于那些危害革
命的叛徒应当坚决予以镇压。但对队伍内部，主要是强调民主，强调自愿，
强调说服。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对于那些思想动摇的人，应该用说服
的办法，劝说他留下来坚持；能坚持当然好，经过这段考验和缎炼，将来在
新的革命斗争中是骨干。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甚至帮助他走，发
给路费，帮他换好便衣，找好路线，让他安全地到达家中，甚至他路上被反
动派抓住，还要组织黄色村庄的人去保他出来。这样公开的处理动摇问题，
做到仁至义尽。这种政策很好，公开了之后，有的本来动摇得要命，也坦白
出来不走了；有的走出去，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更重要的是，这
样做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巩固了团民主，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
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
保持着红军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
着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定期公布账目，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
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人人都对集体负责。
还有重要的一条，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
着特殊的意义。那时钱很少，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吃草根，打赤脚，上上
下下谁也不特殊。这样，保持党的作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不让党的政治
面目受到损害，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自然，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地阐明局势，
进行正面积极的政治教育。有人说打游击没法做政治工作，三年游击战争的
实践否定了这种谬论。要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只要条件许可，我
们就搞起各种学习，讲游击战术，讲军事，讲苏维埃运动的总结，学文化。
那时从外面搞到一些书报和小册子，便拚命地学，这也是为将来局面开展进
行的必要的准备。分析形势更是随时地进行，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
矛盾，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讲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使全体人员
的意志在对客观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这里必须注意的是，
由于处境的艰苦、险恶，在指明前途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目前的困难。只有
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
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这些
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五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
统一的意志，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
战术。
敌人对各游击区的进攻是疯狂的，但敌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得更清楚
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占了华北，抗日战争势在必发。一九三六年
夏，又爆发了“两广事变”［10］，这个事变虽然以两广军阀投靠蒋介石而结
束，但蒋桂、蒋粤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此外当地土豪与军阀之间、土豪与
土豪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领导上就要正确地分析掌握这些矛盾，利用这些
矛盾，根据这些矛盾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
当时的主张是：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表示
态度，发表宣言，及时提出斗争口号。像“两广事变”，即发表了《为两广
事变告群众书》，华北自治事件［11］就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
《告士兵书》等。并派队伍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展开宣传活动。
在那样的条件下，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印刷条件，只能用笔抄
写十几份，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张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