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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顽方的分化溶解政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顽方还梦想经过
叶挺关系分化新四军，又看着新四军与八路军步调不同，更增加其幻想。如
果当时军部有正确的策略领导，本可乘顽方的幻想之际，自己可以假意佯装
而放手在一、二年之内首先占领华中阵地，惜乎项、袁把假人情当作真朋友，
忘记了自己立场而在各方面丧失时机。顽方以后见叶挺不受其利用，分化新
四军无望，乃于一次反共高潮后，针对新四军准备其第二次高潮，而决定了
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
（2）顽方武装进攻时期。此时期前一阶段顽方是企图以其敌后力量独立
解决新四军，对八路军南下部队防御，对新四军采取攻势。其失败在过分轻
视新四军，不知道新四军改换了，策略转变了。后一阶段正面计划，汤、李
二十万大军东进增援苏鲁，而敌后顽军则采顽抗固守的围寨政策，形成顽我
在敌后的堡垒对峙局面。时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
（3）顽方对我的政治破坏、特工破坏、组织土匪游击骚扰、策动
敌伪“扫荡”的时期，从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这时期为顽、我双方政
治对政治，游击对游击，堡垒对堡垒，民兵对土匪，斗争极为复杂。但敌寇
之封锁，阻止了汤、李大军东进之企图；敌寇之“扫荡”，驱逐和削弱了顽
方在敌后的反共力量。
2．顽方内部矛盾之利用是极复杂的一个策略问题。首先要有正确分析，
不可一概视为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如利用韩德勤、李明扬的冲突解决苏北
问题，这是利用了地方实力派与顽中央系统的冲突收得的效果。五师方面利
用孙连仲（西北军）、王瓒绪（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程汝怀鄂省
地方实力与桂系（外地实力）的矛盾，亦达到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反之，
彭雪枫在初期利用了何柱国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当地西北军失意军人对
国民党中央的不满而便利了自己的发展。但到一九四一年自己力量膨胀，即
很轻率向何柱国、马彪等进攻，堕入顽方奸计，以致他们团结对我，而造成
自己的失败。又在江苏陈果夫当政，顾、韩系及复兴社［35］受 CC［36］打击，
以后韩系当政，CC 及李明扬亦受打击。我军过江，CC 则采取利用新四军以打
击韩德勤的政策，我军则慨然接受，向 CC 伸出合作之手。在反韩斗争中，苏
北地方 CC 对我军帮助甚大，其首领张公任［37］因此受陈果夫的疑忌，电其到
渝面谈，张因此愤怒病故。张如不死，形势逼迫有使苏北一部分 CC 左倾可能。
另一例子，韩在黄桥惨败后，利用霍守义［38］东北军与我之关系，以缓和我
之进攻。我亦利用东北军旧关系（彼军对我颇以恩人自居，认为在西安事变
前主张停止剿共对我有功），企图中立霍守义便利抗韩。霍则利用韩我冲突，
依、违两可，以求生存。最近霍守义因跟韩走，脱离于学忠升任军长，大得
利益。韩确受了霍之帮助。我在利用韩、霍间关系亦并未吃亏。项、袁在皖
变前则不懂得利用川军与顾祝同之间的矛盾，堕入顾祝同挑拨川军与我之恶
感的奸计中，造成孤立，也是皖变中失败应得教训之一。最后，桂系在全国
范围内某一时期是以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出现，故桂、蒋关系可供利用。
但在皖变后桂系企图作反共先锋以取悦于蒋，则这种利用成为不能。同
时桂系与我关系恶化，还由于彼在我第二、五、七三个师包围中，大别山地
区之争执，使彼此关系立于极尖锐地位，故极难改善；面桂系封建军阀之本
质有时暴露得较蒋系更反动。然而桂系之部下却又有可以守中立的分子。如
在路西与我二师对峙之曹师长［39］，因他在敌后不能二面作战，则极愿与我
亲善。我第二师因见曹师凭险固守急切难下，亦采取双方休战以争取时间，
来作训练部队和整风及地方建设工作等。总之，顽方内部党、政、军间均充
满了各种矛盾，应懂得分析加以利用，以适合总的反顽的战略目的。
3．在战略战术的指导上，首先区别对顽与对敌的不同。而在军事上、政
治上，反顽反敌都包含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没有政治准确、战术教育准备，
必致转不过来。如高级司令员懂得这个转变，不一定中下级指挥员能够同时
转变，下级战斗员群众更是如此。打日本的道理，打顽军的道理，先在政治
上讲个清楚。打日本的战术，打顽军的战术，在军事上也先要讲个清楚，否
则糊涂战与浪战均要失败。
4．顽方与我党从江西打起，如今打遍全国。这个“老朋友”有他长处，
在于他的规模具备的军事机构，加上相当深入的反共教育，善于把抗日情绪
组织到反共方面，装备训练均较我为好。其短处通常是军官的实力主义，不
敢冒险牺牲。军官手中掌握大预备队，有大预备队主义，怕迂回包围，多头
指挥、战役计划零乱等，加上政治上各种矛盾，推动其大度削弱了自己的战
斗力。蒋虽采取对抗战失败的将领则严惩，对反共失败的则鼓励的政策，终
于无补其部队上下的团结。
我军一般弱点是在于带兵和练兵的办法没有与实践经验密切结合，故改
进甚少。这是留待军司令部去解决的任务。
（三）军事建设的经验
1．主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华中主力计八万，地方军计四万。此时期第四、第二师均
难独立对顽，靠第三师增援，苏南亦常向苏中呼援，第七师常向第二师呼救，
形成华中兵力对敌嫌太拥挤，塘小而鱼大；对顽嫌兵力不够，决口多防堵不
来。乃决计使主力精干化而放手扩大地方军，以三分之二主力编入地方军。
于是第一、第六两师的十五个团只保持四个主力团，余皆与各县地武［40］合
并，第六师师部取消，部队归第一师指挥。第二师三个旅改为两个旅，从九
个团改为四个团，调一个主力团加强第七师，余与地方合并。第三师拨一个
团归山东，第七、第八两旅均留二个主力团，余入地方，第十旅完全和地方
会并，师与军区并，旅与分区并。第一、二、三、四师保持了十个不与地方
军合并的机动团，并可以听军部调用。这个部署是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
年逐渐演变而定型起来。这样使军、师有主力在手，而各县亦有主力巩固边
区。敌“扫荡”时，我主力团属于大突击和大转移部队，地方团属于当地坚
持和小转移的部队。平时则主力团集中整训，着重实践总结，体力锻炼，战
术学习，近战技术，生产节约，纪律整顿等。主力在反顽战则应强调突击，
反“扫荡”初期先转移，保存实力，末期回去收复失地。地方团则巩固地方
边区，并不断向敌伪区伸张。这一部署使边区巩固，新区创立，反顽、反“扫
荡”均比较能灵活应付裕如。
2．地方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所谓四万地方部队，均战力不强，成分复杂，叛变逃跑时
有所闻。边区极不巩固，使根据地人心不安。边区党政时常受敌伪顽匪摧残
袭击。地方党政尽是文官，不谙武事。地方部队主力不管，地方管不来，形
同孤哀子一样。这样使华中主力不得不拨去担负地方任务，有主力等于无主
力，虽有地方军四万亦等于没有，民兵则更未形成，根据地的治安问题十分
严重。
自从决定主力精干化，而拨主力并入地方军后，情形便改观了。一面主
力编入地方，一年以后所有地方部队均战力高强，能追随主力之后独立应付
敌顽，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使根据地巩固而向外扩大，一面地方部队的主
力化不是走的过去路线，强迫调离原地，而是把主力并入地方，去加强当地
斗争，落脚生根，为地方群众日常生活利益而斗争，与地方人民打成一片，
把边区巩固变中心区，向外推进，于是地方性逐渐消失。这是走的加强其地
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
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因此现在华中的十四万大军，每个
团均能独立打鬼子、打顽军，也就是主力扩大了。以前地方军怕鬼子怕顽军，
只欺负伪军的现象，完全改变而提高了。
3．民兵建设经验：
华中自卫军工作开始时，即感觉其只有开大会时刀剑林立的捧场作用，
其次便是形式主义的查路票的劳民伤财的坏处，故一般不强调搞自卫军而着
重在民兵建设，但并不取消自卫军，只在中心地区乡为单位利用冬暇作一些
人人皆兵的军事训练工作，作为民兵的一种教育基础。
民兵工作是开始于群众减租运动胜利之后，为巩固胜利，群众要求武装
的心甚切，因此实行向地主转移枪支。起初用硬转办法，下命令向地主强要，
结果造成枪支外流，或埋入地下，甚至武装反抗。以后采取借用的办法，由
农会打借条，政府劝告到期退还，这样时借时还或早借晚还，地主嫌麻烦而
自动捐枪，把借枪条退回。这样开始借用一、二支枪，以后逐渐添借，特别
反“扫荡”及肃清土匪运动中民兵表现了力量，地主自身取得安全，又确见
减租运动是有节制的，于是也自动拿枪出来。通过这一渐进办法，把枪逐渐
从地主手中转到工农手里来了，华中民枪甚多，估计至少在二十万支左右，
现在转入农民手中的枪支无确数统计。如继续用这一逐渐转移办法，将来武
装的需要定可逐渐满足。
民兵战斗力之提高，是在于边缘区的反维持的斗争（淮南、淮北及淮海
区）和反伪化、反“归化”、反“清乡”斗争（苏中、苏南）。伪
军依靠据点向我区之乡村逐渐推进，派款派粮。边区人民不堪其扰，发
生组织民兵的需要。凑款捐枪属地主、富农，出人出力属贫农、中农，轮更
守夜，守望相助，党从中加以领导，遂开展民兵与小伪军战斗。此为民兵发
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通常民兵筑围寨固守，相持紧急时，我主力及地
方武装加以增援，击退敌伪，民兵情绪高涨。每一农村的胜利，必蔓延邻村
掀起民兵看家自卫的热潮。第三阶段，敌伪派款筹粮不遂，乃乘夏收秋收之
际四方下警告，不“维持”、不“归化”即大烧大杀，意在乘我粮食在野的
弱点。此时应懂得策略，凡不多少给一点而一味硬拚会失败，因主力增援不
可能每天每地随呼随到。如一味向敌人赔小心，任其诛求无厌，刺激其贪欲，
亦必致失败沦为伪区。因此在夏收秋收我有弱点时，应用软办法以小利和缓
之，在收获过后我之打算又不同，可采取强硬办法。民兵工作与伪军工作部
门应采取密切配合，使伪军不敢轻易侵犯我区。我研究了各地民兵在边缘斗
争的经验，从敌伪据点起算，二里以内是属伪化村（对敌一面负担），我方
难以插足；二里以外到五里以内（两面负担），通常是敌我争夺或缓冲地带；
五里以外则通常（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