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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便把全部抗日战争的过程作了肯定而正确的科学分析。
今天来说，八年的抗日过程都从事实上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断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肯定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提出持久战略而不是
速决战略。同时提出持久战略必须用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
来支持。同时在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与战役的方针必须是战略防御中的进
攻战，战略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外线战。这三方面便是将战略、
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加以具体分析和综合研究。能顺利执行这三
个作战方针，才能不断打击敌人，削弱敌人，才足以达到全国战局的持久，
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在于大胆进行不利情况的战略退却，争取在有利时机和
地点予敌以反袭而达到削弱和歼灭的目的。这一战略一直未被国民党采用。
国民党八年来均执行其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终究只做到向西逃跑无法停止
敌人的进攻。而敌后游击战在于阻止敌人和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这一战略
任务一般说来执行得很好，所以有了抗战八年的敌后的伟大成就，遂把敌后
战场的地位提高超过正面战场，使自己处于坚持抗战的现有优越地位。毛泽
东同志最后又把上述观察总括来说明整个抗日过程，提出抗战的三阶段论，
即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具体研究了每一个阶段中所应采取的战略、
战役和战术的方针。同时坚强指出敌后战场农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乡村
包围城市的根据地斗争的特点，从长期斗争中用以转变敌我形势的特点，以
及一面抗战、一面进行民主建设的特点。这些分析便全面说明和掌握了抗战
的全部规律。全国军民照这规律办事者胜，如敌后战场。反对这个规律者败，
如正面战场。这是八年来的抗战过程所证明了的。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敌
人方面的主要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又分析了抗战内部的关系，分析了国民党友军与我军之关
系。其主要指示是，抗战的性质是一个反抗异民族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
胜利基本因素是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起来抗战。这里说明实施民主与争取
抗战胜利之不可分离，在抗战中国民党厉行专政，压制民主，与共产党领导
人民发扬民主，成为国共两党的基本分歧点，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只是
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苏维埃战争［4］的一个继续，即是说它是处于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争取新民主胜利的伟大的国际战争。敌人是唯一
的，即日本帝国主义，这与过去不相同了。动员参战的人民包括中国社会各
阶层（汉奸、亲日派除外），其广泛性也与过去各时期不相同了；国际援助
的广泛也与过去不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也与过去不相同了。还有其他
不同之点。但战争的基本性质在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即争取人民民
主胜利则数十年如一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其深广程度和斗争形式有了
不断的改变。北代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十年苏维埃战争是共产党独
立进行的，而现今抗战又是国共两党共同去进行的。二十多年来经过了国共
两党的两次离合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对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
命任务，不仅不是坚定的，而且是实行中途背叛；他曾几次以暴易暴地站在
破坏民族与民主双重革命任务的反动的主导地位上。而共产党则经过三次大
革命，始终没有弄错政治方向，坚持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革命传统，奋勇
直前，前仆后继，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大道。这就是说联合国民党进行抗
日战争是适合革命的需要，同时在共同抗日中，反对国民党对抗战的动摇，
反对其投降妥协半途而废，更是适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对于民
族抗战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这个抗战友军的
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这也就是抗战八年历经变故，抗战大业保持不坠，国
共合作保持不破的基本原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抗战内部的正确分析。
对我党我军自己的正确分析，在于承认敌人军事力量强大和其政治上的
孤立和寡助，及其战争之野蛮性、退步性，在于承认自己的数量弱小和质量
坚强，战争之进步性和政治上的多助。我党我军数量弱小到全国党员不超过
三万，军队数量八路军四万，新四军四千，仅剩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和南方
十几个游击支点。拿这样的力量与敌寇相比，强弱不侔十分显然，拿来与国
民党比亦极其悬殊。然而我党我军的政治方向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正确的政治
方向，逐处吸引广大人民的同情。我党我军的质量都是坚持中国革命传统久
经磨练的革命战士，和经过二十年培养出来的一批革命领导人才，本身具有
几次大革命的治党治军建立根据地的宝贵经验。特别我党我军所处的倡导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抗日战争所处的政治领导地位，造成我党我军不可遏阻
的发展优势。诸如我党所处的地下党的劣势，苏区的偏僻的不利地位，以及
我军装备和数量之低劣等弱点，一经我党所准备的抗战之爆发，这些弱点便
在发展中溶解，以极大的飞跃取得伟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后以及初期对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分
析。这些分析驳斥了亡国论，驳斥了速胜论，驳斥了民族失败主义，严重打
击了民族投降主义，阻止了尔后的投降潮流，对敌取得了坚持抗战的胜利。
这些分析鼓励了和争取了国民党转到抗战方面，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不得不
举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变；而另一方面严格批评了国民党政策的动摇及其反
动方面，坚持了抗战民主的革命大纛，使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企图遭受
着抵抗和粉碎，对内取得坚持抗战团结的胜利。这些分析在对巩固和发展自
己上，顺利执行了由结束内战到发动抗战新政策的转变；即是说在转变关头
对敌对友都是以清醒的头脑、稳定的脚步领导广大人民奔向光明的抗战前
途，因而领导了伟大的抗战，取得了伟大的发展，驳斥了抗战以前党内的“左”
倾的关门主义，驳斥了抗战以后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左”的关门主义在
于以“左”倾的革命高傲的宗派主义，拒绝抗日合作，不敢以民族领袖的姿
态放胆去迎接和领导抗日战争。这是以“左”的“纯洁”的姿态，脱离全国
人民，让日本帝国主义放手侵略，必致葬送人民利益并葬送自己的机会主义
的表现。右的投降主义在于当着抗战后国共合作确立，在新兴的抗战合作局
势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甘心放弃人民利益去迁就和适应同盟者的反
动企图，不敢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不敢大胆发展自己，而是随声附和、
追随同盟者的尾巴，自居附庸地位。这样必致放任同盟者厉行反动政策，葬
送抗战利益、人民利益，造成整个抗战的失败。
党内“左”的偏向在抗战前并不严重，故克服容易；而抗战后党内右倾
的阶级投降主义即新陈独秀主义［5］则十分露骨，引起了政治上对党的危害，
其克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党内的“左”右偏
向，保护了党的正确的抗战的人民路线，这样使我党我军能以坚强姿态站在
抗日战场，领导抗日战争的迈进。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
（二）论敌后进军（略）
（三）敌后抗战的三个阶段
综合八年敌后进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四
○年底结束百团大战为止。此时期重要事件是平型关初战大捷改变敌后形
势，影响全国战局，粉碎晋东南九路围攻，回答了敌后能否站足的问题。晋
察冀军区的成立回答了敌后可以发展可以坚持可以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冀鲁
豫、冀东、冀中的进军，回答了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武装自卫制止
河北磨擦，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
三次整军，和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的民主建设，各地初步实现了敌后根据地
的宏伟计划。举行百团大战［6］坚强的击破了敌寇紧缩我根据地的计划。此时
期全国抗战重要事件是，敌寇继续战略进攻，南京、武汉之沦陷，华北、华
中均被敌控制，国民党继续向西退却，汪逆精卫投敌，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
共高潮，我党在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失守前，敌寇战略重点放在向西进攻，
对敌后我军之活动未十分重视。其进攻方式是利用伪军土匪捣乱农村，组织
各路“讨伐队”进行短促的“扫荡”，实行突贯进攻、分进合击的战术，以
达到巩固其交通城镇的目的。其政治口号是“反共灭党”。进行治安肃正计
划，是对国共两党两方都打的。在各个“扫荡”中烧杀极惨，企图以野蛮手
段压服反抗。在政治上着重建立维持会，招抚流亡、实施小恩小惠，组织“爱
护村”并开始征集壮丁。武汉沦陷，敌寇停止向西的战略进攻，转而回援华
北，敌之战略重点放在“扫荡”华北敌后，这个时候敌后情况便严重起来了。
敌寇视华北为其“大陆政策的重点”，谓我军在华北为其“心腹之患，等于
盲肠炎”。曾有一个时期把晋察冀边区与武汉并重，足见其重视了。敌寇发
现早出晚归的“讨伐队”不仅不足制止我军，且亦不能保护其交通城镇，乃
转而实行大举“扫荡”政策。其具体战法是囚笼政策，即所谓“铁路为柱，
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整套封锁分割战术。例如完成自晋铁路，德石铁路
［7］的建筑，大量修公路，密如蛛网，将我根据地割成“井”字“田”字形状，
并于铁路公路两侧挖护路沟，建封锁墙，这样以便其“分区扫荡，分散配置”。
另外加上大军的“扫荡”即所谓“长驱直入的牛刀子战术”。这是堡垒主义
与进攻军配合的攻守并用战术，是根据其第一期“讨伐队”战术的经验加以
修改而重新订定的。这个战术改变的发起人是山下奉文（当时华北派遣军参
谋长，即现在敌寇在菲律宾的败将）和桑木师团长［8］。他们认为“讨伐队”
的迫奔逐北式的战术，对于国民党军队是有用的，对于善于灵活机动的八路
军是无用的。敌高级将官曾谓“皇军讨共实如蛮牛捕鼠，捕鼠无效而已力已
竭”，这个譬比是很恰当的。山下奉文与桑木主张放弃日本的旧套战术，改
订进攻与封锁并用的新战术，这是有见地的。这里可看出日本军人在学习国
民党的内战“围剿”中采用堡垒战的经验。他们还提出“与剿共团作比赛忍
耐之斗争”，“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敌寇决心对我敌后根据地进
行长期进攻的准备，因而战局更严重了。这个时期国民党方面利用我军在敌
后坚持所获得的胜利，以友军姿态分批遣军楔入敌后，利用敌我相持的困境
对敌后战局进行破坏，于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