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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德国也爆发了柏林三月起义，并取得成功。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改组政府，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
奥地利、匈牙利也掀起革命风暴。
但是，不久欧洲大革命相继失败了。
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法国的形势发生了令革命者沮丧的转折。
在德国，参加国民议会的民主党领袖罗伯特·布鲁姆，被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杀害。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公然充当国际宪兵角色，派遣军队进犯匈牙利，残酷镇压了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加强了对国内民主思想的控制和镇压。
彼得堡的大学里，一片肃杀之气。大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明显下降了。
有一个常来大学听讲座的海军军官，以前经常引导学生讨论政治问题；现在这类谈话很少听到。军官觉察出青年人的情绪起了变化，就很少到学校来，最后干脆销声匿迹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打算和这人认真交个朋友，接近他。
正直、热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初衷不改，对政治越来越敏感，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以激动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动荡的欧洲。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自己对大革命期间的事件、思想、人物的态度，爱憎是那么分明，反差是那么巨大。好像涉及到的都是他休戚相关的人和事。有的使他崇拜景仰；有的使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有的使他轻蔑和憎恨。
1848年9月日的日记中有：
“嘿，先生们，先生们，你们以为问题在于徒有共和国这个虚名，而权力却掌握在你们手里。——问题在于要使下层阶级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能摆脱其奴隶地位……在于使他们丰衣足食、男婚女嫁、养儿育女、供养父母、受到教育。男人不变成行尸走肉或坏蛋，女人不致出卖肉体。否则就是胡说八道！……”
他对镇压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人民运动的刽子手，在日记中予以愤怒的谴责。他写道：
“普鲁士政府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奥地利政府也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对于他们，这种称呼还嫌不够，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对屠杀布鲁姆的刽子手们的极端厌恶。”
这时，自我牺牲的想法，突然十分尖锐地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面前。他在日记中有如下的独白：
“其实，假如我坚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并将取得胜利，那么为了我的信念的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富裕的胜利，为了消灭贫困和罪恶，我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假如我相信这一切将得胜，我就不会因看不到胜利的日子和平等博爱主宰人间而感到惋惜；只要我坚信这一切，我就会含笑而不是流着眼泪地死去。”
直抒胸怀，激扬文字；何等激昂慷慨，又何等大义秉然！
谁能想象这个腼腆的书呆子，政治视野竟如此之开阔，革命情怀竟如此之博大！他的心，早已飞越出了大学的校园。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证明，他年轻时为革命而牺牲的想法，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流露。因为他确实坚信，“为了理智的目标而忘我的人，总会为这些目标而去牺牲自己的。”
过了许多年，他在小说《怎么办？》中，全面发展了这一主题思想。然而，还在年轻时，他就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自己言行协调一致，如何使自己行为始终如一，如何使观点和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哈内科夫交往，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起了良好的作用。他认为这位新朋友是一个聪明、精通哲学问题的交谈者。从他的谈话和借给的书本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了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还有康德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从那时起，车尔尼雪夫斯基便认真地研究各学派的著作。不是选读片断（如他以前接触黑格尔著作时那样），而是精读原著。
哈内科夫对德国哲学不感兴趣。觉得它太抽象、太难懂，语言繁琐空洞，实在令人生厌。吸引他的是生活，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就精神素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使他产生的景仰心理。他当时以为，黑格尔宣布的真理将普照一切，并使他内心有一种泰然的感觉。
他1848年10月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几乎完全属于黑格尔，当然，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同意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我在决定一件大事。即对于小我的一件大事。而我预感到，我将迷恋上黑格尔……”
奇怪的是，当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深入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没有别人的指点，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两面性。发现它在原则和结论之间、方法和内容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只有完全成熟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作到了。
1849年1月底，哈内科夫把一本《哲学原理》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翻译其中的某些段落。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仔细阅读这本书时，他立刻发觉其哲学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即结论的反动性、狭隘性和中庸之道。
40年过后，回忆起年轻时研究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在原著里，黑格尔更像17世纪的哲学家，甚至更像经院哲学家，而不像人们用俄文介绍他的哲学体系时的他。”
这位青年当时已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是现实情况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使俄国的哲学思想摆脱“黑格尔学说”的束缚这一事业上，各自起过促进作用。赫尔岑不无自豪地写道：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俄罗斯精神终将彻底改造黑格尔学说，尽管我们受过各种哲学思想的熏陶。富有活力的气质必将取胜。”
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以同样自豪的心情谈到，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模棱两可和无所作为的说教之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的权威，发展了彻底的观点。
他写道：“在我们祖国的精神生活中，现在第一次产生了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当他们的学生的人。以往，我们每个人在欧洲的作家中，都有一个乃至几个崇拜的绝对权威——有的人从法国文学界里找到，有的人从德国文学界里找到这样的权威。自从我们精神运动的代表，独立地批评了黑格尔的体系以来，我们的运动已不再受任何权威支配了。”
举出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其洞察力多么敏锐。
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初次接触傅立叶的著作时，善于在这些著作中，发现隐藏在奇特外形下的伟大真理的萌芽。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忽略其中的弱点、观点上的局限性、以及缺乏根据。但他仍然明白，这个学派无可争辩地将会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体系。它留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很不美妙。他把康德的实证主义简要归纳为：
“也许，这只不过是个颇为局限的头脑，为自己的数学体系找出社会、历史和哲学等科学的依据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年轻时起就不盲从权威。对他来说，真理重于一切名字；不管这些名字已受到社会的公认。
他一旦发现即便是伟大思想家的谬误，也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对“种族主义”的这种看法，始于大学年代。1849年，《祖国纪事》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黑人化——游非洲内陆所见》的文章。作者在谈到黑人时，强调黑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拜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心底里同意这种看法。当我听到相反的说法时，我就觉得，这就像亚里斯多德说的，住在希腊以北的各民族，由于气候和肤色的缘故，注定要当奴隶，注定比别人野蛮一样荒唐。”
第五章 地下小组遭破坏
1。 投稿碰壁记
他写作得很勤奋，大学三年级开始向刊物投寄稿件。发表作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在他心中躁动。他相信编辑部的大门会向他敞开。近一段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脑子里，一直在酝酿一个故事，构思逐渐成熟。内容是关于一个沦落到黑社会、最后被押上法庭的女青年的故事。故事原型是从一位老乡那里听到的真人真事。
起先犹豫了一阵，不知是采用描写叙述的方式好，还是正面议论的形式好。
若泽菲娜——女青年的名字——的故事，之所以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因为它反映出现行教育制度不合理。题名就叫《若泽菲娜的故事》，他写得很费劲，进展十分缓慢。出于谨慎，他在小说中避开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把她叫作卡济米拉。但还是写得太真实，走笔受到约束，总担心会给若泽菲娜惹出麻烦。
写了一大半，觉得平淡无味，便扔下了。他觉得笔下流出来的故事，既失去了真实可靠性，又缺乏诗情画意和想象力。过了些日子又觉难以割舍，还是捡了起来，硬着头皮写下去。这位未来的大文学家，鉴赏、剖析名人的佳作头头是道；此时却真正感受到写作实践之艰难。初期大约也难免眼高手低的通病吧。
第一次投稿前，他还把重要的刊物认真加以研究。不是简单地从读者角度阅读《祖国纪事》和《现代人》。而是像参与编辑这两个刊物，对每个细节——内容的取舍、版面的设计，铅字的型号、栏目的划分、标题的安排——都一一详加分析。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设在阿尼奇科夫桥附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路过那里。他好几次很想窥探一眼这个神秘的地方。许多读者每月月初，都以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新一期杂志的问世。他目前还是千千万万读者中的一个；孰能料想几年之后，他就进入了《现代人》编辑部，并成为该杂志的掌舵人。
那将是他一生中短暂的、但却灿烂辉煌的一个阶段。
准确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三，车尔尼雪夫斯基捧着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向《现代人》进军。
前一天晚上，他把誊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重新彻底检查了一遍。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短信，说明这篇小说的主旨。把稿子投到《现代人》以后，便急不可待地等候编辑部的录用通知书。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过去了，稿子宛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继《若泽菲娜的故事》之后，另外一个题材又打动了他：就是洛博多夫斯基一家倒霉的命运。
车尔尼雪夫斯基琢磨了很久，这个题材究竟该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是突出洛博多夫斯基的性格，以剖析人在世上生活多么艰难；还是写妇女的命运？他选择了后一个想法。
小说就这样开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它起名为《理论与实践》。仅看小说的标题就知道作者缺乏写小说的经验。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