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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她是多么善于创造欢乐啊！他们的客人都知道，奥莉佳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变得活跃，谈笑风生的。现在，他劝她别难过，别忧伤，要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尽情地欢乐！可是，又怎么能够呢？
奥莉佳呢，也和他一样，住在家乡苦苦相思。这个女子性格坚强，无怨无悔与丈夫同舟共济，含辛茹苦地担当起抚育子女的职责。
过了不久，奥莉佳写来一封信，说她要来流放地千里寻夫。
这个消息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亦忧亦喜，他回信说：
“对于你要来这里的打算，我怎么说呢？我亲爱的，我的小鸽子！你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关山阻隔跋涉难啊！你知道，我一贯赞同你的决定，把它当作最好的主意。可是，我请求你考虑考虑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路途再远再险，也阻挡不住她的心意。
过了一年，5月初，奥莉佳带着8岁的小儿子米哈伊尔，在医师巴甫里诺夫的陪伴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外贝加尔。
这次她来得很不是时候。因为在首都刚刚发生了卡拉科佐夫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事件，全国实行戒严。东西伯利亚总督向涅尔琴斯克工场总监下了一道手令：
“严密监视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一来对他的看管加紧了，在他的小屋子前新增加了一道岗哨；家人探望变得难上加难了。
既然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奥莉佳写了一份申请递呈总督，请求允许她探望丈夫。总督的答复提出了一个恶毒的条件：
“如果她愿意到涅尔琴斯克工场看望丈夫，那么就得一辈子留在西伯利亚，一直到丈夫死去。而且她本人要受到国家规定的对待国事犯家属的一切约束。”
奥莉佳不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大儿子还留在老家里。她再次请求允许探望，哪怕会见时有宪兵在场也行。并答应和丈夫谈话时只用俄语，不用别人听不懂的外语。总督请示了彼得堡，上峰批准了这次探望。但条件是必须一直有宪兵军官在场，不得传递任何秘密消息。
奥莉佳几乎在伊尔库茨克等待了一个月。最后她带着儿子，在宪兵上尉赫麦列夫斯基的随同下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个宪兵乃是厚颜无耻之徒，一路上行为放肆。因为巴甫里诺夫医师已不允许继续陪随。据小儿子米哈伊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
“8月23日……我们来到卡达亚。这是只有几家木板棚屋子的小村庄，离中国边境大约15俄里。父亲就住在其中一个小屋子里……有两个小房间。地板上堆着书，记得有黄色封面的《祖国纪事》。我们的探望时间不长，总共才5天（我们是8月27日离开的）。因为对父亲来说，宪兵老在一旁监视，太难堪了……父亲当然高兴见到爱他的母亲，可是，高兴中掺和着痛苦。因为，来探望一次，住不过几天，却需要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还要花费一大笔钱，并惹来许多不快。他在随后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央求母亲，不要再来探望。指出关山阻隔跋涉不易，而且当地生活条件极苦，难以忍受。同时他深信，苦役刑满以后，他会转移到靠近俄罗斯的地方。全家就可以在那里团聚，就能够恢复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没有料到，前面等待着他的却是更大的失望和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怕妻子担心，每次给她写信总是轻描淡写，尽量往好处说。都是“身体健康”，“生活不错”，甚至把后来囚禁他的维柳伊斯克县的荒凉古城堡，形容得如同“宫殿”一般美妙。
不幸摧残了奥莉佳。为丈夫的命运担忧，为贫困发愁，为儿子蒙受的屈辱痛心。这一切彻底扭曲了她的性格。她常常默诵着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沉重的十字架，钉在她的命运上。”
奥莉佳离开不久，也就是在1866年9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卡达亚矿区被转移到不远的亚历山大工场。
途中经过几个村庄，牲口过冬地，此外就是草原，一望无际的紫罗兰色的草原……亚历山大工场四面环山，山上是洪荒的原始森林。一座大屯子环绕银铅冶炼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流放政治犯和被判在地方牢狱服刑的苦役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安顿在警察所的一间房子里，隔邻住的是刺杀沙皇的卡拉科佐夫事件的参加者，以及波兰起义者。这些人都很年轻，在他们眼里，这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着一张极其平凡的面孔，苍白而清秀。灰褐色的眼睛高度近视，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稀疏的淡黄色的胡须，蓬乱的长发……经常穿着一件白羔皮的袍子。脚蹬一双毡靴，头戴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
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办？》的作者，都把他当成尊敬的老师。
3。 刑满不释放
1867年6月，考验期结束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监管稍微放松，允许他住进自由民的住宅。
他住在总监家对面的一座小屋里，主人是当地教堂的一个小职员。一边住着主人一家，他的房间在窗户临街的那边。房间的右角放着床，床上一条灰色的被子。窗户间的墙壁处放着写字台和书。另一张桌子上放着装水的瓦罐和碗，房间的中央立着一个大火炉。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教当地居民的孩子念书。
空闲时他经常手里拿着书和钓竿，到加济穆尔河去。他坐在岸上，把钓饵往河里一扔，就埋头读起书来。往往是路过的孩子注意到漂儿在动，才把他从书中唤醒过来。夏日黄昏，他搬个方凳到凉台上倚栏而坐。书本放在膝盖上，完全沉浸在阅读里，或者陷入遐思。
他住的地方离监狱只有一箭之遥，允许他节假日到监狱去看朋友。他把自己写好的作品朗读给他们听，讲述构思中的小说情节，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和文娱活动。他出口成章，能背出整篇小说或者长篇的片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果真成了大家的老师，总是乐于给人解惑释疑。他说：
“对于我来说，求知的时光已经过去，我早已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我乐于和人们共同探讨知识的奥秘。”
他的日常家务，如劈柴、担水、烧炉子等，难友们轮流替他做。他们在值日表上从不派他的差，顶多派他干一点削土豆皮之类的轻活。
在漫长而难熬的冬夜，囚徒们经常搞一些自编自演活动。没有幕布就用被单代替；女角由男人扮演。在观剧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心地哈哈大笑，答应给“剧组”写几个剧本。他果然兑现诺言，写了《惹事生非的女人》和《没有收场的戏》几个剧本。
他对每一个交往者都很热情。如果难友们来访，你不喝茶就不让走。他亲自动手烧茶，用一只皮靴把火煽旺。巴洛德的苦役期满要迁往其他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把惟一珍贵财物——一只金表送给他。他说：
“要钱用时就卖掉它，也能值个30卢布的。”
尼古拉耶夫和斯塔赫维奇来告别时，他别无他物了，一定要把百科辞典赠给他们。人家知道那是他非常需要的工具书，不想夺人之美，坚决谢绝了馈赠。
在流放地外贝加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顽强地从事著述。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打算先写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方面的论著。可惜资料不足，许多手稿残缺不全，中途而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写小说。
他给亚历山大工场的难友们朗读的第一部小说，题名叫《陈年旧事》。而他这时期创作的最优秀的小说名叫《序幕》。它直接反映了围绕“农奴制改革”展开的斗争。这部小说居然完整地保存住了，他生前就在国外出版过。
主人公的名字叫伏尔金。他的外貌、举止和性格特点，使人一下就想到了作者本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由民家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仅过了一年后，又被投进牢房。这次坐监的原因，是他的一个难友逃跑了。
这个战友是曾任上校的克拉索夫斯基，他散发了告士兵书，号召他们拒绝执行镇压农民暴动的命令。他不是乘坐驿车押赴苦役地，而是按刑事犯惩罚条例，步行整整一年递解到西伯利亚的。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通过了考验期，不再由警察看管住进了自由民住宅。克拉索夫斯基早就拟定了一个逃跑计划。在收到一宗汇款后，他画了一张中国边境地图，弄到了一张假护照。1868年6月11日，他策马出逃了。3天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他的尸体，头部被枪弹穿了一个洞。
开始大家以为是带路的哥萨克图财害命。后来在他的尸体旁找到了一张纸条：
“我打算跑到中国去，可是，机会太不巧啦。夜间行路我丢失了两件重要东西，足以暴露我的行踪。宁愿死，也不愿活着落到敌人手里。亚·克·”
他丢失的两件东西是：日记本和中国边境地图！
因为这一事件，不仅把车尔尼雪夫斯基重新收监，而且当局加强了管制，以防止这个名气很大的囚徒逃跑。
根据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1870年秋就可以解除苦役。他期望和家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某个城市居住团聚。在给妻子奥莉加信中他写道：
“从8月10日起，对你和孩子，我不再是废而无用的人了。我想在伊尔库茨克或附近安顿下来，我又可以像从前那样工作了……”
可是这种“优惠”并未光顾到他的头上。相反，苦役期满后，当局却千方百计羁留他，使他与外界隔绝。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宪兵总司令发来一份密码电报：
“如果让他自由，要想保证皇上的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请示如何办理？”
有人给第三厅打了“小报告”：
“一，在彼得堡和各大城市，经常有人把募捐所得的钱寄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资助他从西伯利亚逃跑；二、有几个囚犯参与秘密销售其著作的活动；三、多次查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照片。四、人们对他依然崇拜，对他著作中的要点能背诵如流。”
第三厅也在给宪兵司令的呈文中强调：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社会上出现的激进情绪，大都是报刊煽动和支持的。他们大张旗鼓地向读者们鼓吹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其中最活跃的是《现代人》杂志……它掌握在一小撮青年人手中，为首的就是那位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逮捕也不能使他改变信仰。”
1870年9月，宪兵总司令向沙皇建议，释放车尔尼雪夫斯基多有不便，此人出去很可能成为革命中心。沙皇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又是“照此办理。”
于是，决议这样定下来：
“继续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采取措施将其变成当地的移民流刑犯，消除逃跑的一切可能性……并平息青年们要求释放他的呼声……”
为了消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力，警方决定将他转移到更加荒芜偏僻、完全与世隔绝的维柳伊斯克县。从苦役流刑犯变为移民流刑犯，等于加重对他的刑罚。他将失去一起服苦役的难友，完全处于精神上的孤独状态。
1871年12月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宪兵的押送下，从亚历山大工场出发。沿途加强了警戒，不让车尔尼雪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