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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家庭给予他的宗教偏见。他请父亲给他寄一份记录各种斋戒和斋戒日的单子，他好恪守斋戒。不过，他的内心正在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观念。
还在入大学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道德问题就很关切。从教会中学到彼得堡这一过渡时期里，他勤奋地追求知识，充满着理想主义。读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和席勒的作品读得入迷。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单是欣赏诗情画意，还为其崇高的社会理想所吸引。到了彼得堡，他这种思想倾向，进入了一个急剧发展的新阶段。他经常给尚在中学读书的表弟佩平，用拉丁文写长信，信中往往涉及一些不便用俄文写的事情。信里提到可能要出现农民问题。
1846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兄长的身份，交给佩平一项任务：将几行拉丁文诗句，翻译成俄文，且不得破坏原诗的韵律和意境。佩平翻译出来，发现了一个危险的秘密：
愿谎言和暴虐消失
若正义得不到伸张
就让苍穹倒塌……
让正义得胜
或叫世界毁灭
瞧，这个一年级大学生，从别人的诗句中挑选了什么样的“口号”！这就是表兄的思想趋向。
在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读到了著名作家欧仁·苏新的长篇小说《捡来的儿童马丹》。他急忙把作品的内容和涵义，写信告诉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他对《捡来的儿童马丹》之所以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描绘法国农民的苦难境况。
读了欧仁·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车尔尼雪夫斯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高尚的小说，真正用耶稣爱的精神写成。就思考：能否使那些被社会环境毁坏了的人，在道德上复活。他已经看到，人类陷入了污泥浊水，他们在受苦难，遭折磨。但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他甚至考虑运用耶稣的教义来净化人类的社会环境。
看得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开始在这位一年级大学生心里萌芽；而又奇妙地和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
如此庄重的探索精神，似乎和他18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过了些日子，他和一位旁听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和革命家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洛夫。
在一次课堂上，米哈伊洛夫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眼睛近视、穿灰制服的学生。
“您大概是留级生吧？”米哈伊洛夫问道。
“不，您也许是根据我这身衣服作出的判断吧？”
“是的。”
“这身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我从市场买的旧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说来也奇，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孤僻、拘谨，感情不外露。米哈伊洛夫则易于激动，情绪多变。两人的差别也表现在行动上。一个笨手笨脚；另一个举止非常自然、优雅，善于表达感情。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都憎恨那些压迫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们认识不久，就亲近起来。
米哈伊洛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只因全部心思放在文学上，考前准备得很差，入学考试不合格，只好在大学里当个旁听生。
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博学多才，熟知世界文学，别人都称他为“活书目”。除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诗人之外，他还熟悉所有著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作家。最近他还在《画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和翻译的诗、文。而且，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早摆脱宗教偏见的影响。在教会中学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习惯于帮助别人。现在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值得他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其影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大为开阔。可以说，第一个促使他走上向前发展之途的就是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的祖父，原是辛比尔斯克和奥伦堡地方一个女地主的农奴。米哈伊洛夫幼小时，常听到家人讲他祖父的身世。地主婆死后，他的祖父获得了自由。但解放证书没有及时办妥，地主的继承人以此为借口，重新使他沦为农奴。他的祖父心中不服，据理提出抗议。人家便把他投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米哈伊洛夫的父亲，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牢记祖父的身世，永远不当地主老爷，永远保护农民”。
他的革命信念，可能就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
3。 彼得堡大学
语文系里，一年级学生比较少。在这不多的学生当中，有10来个来自教会中学。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非贵族出身的青年，涌进了高等学府。这使贵族子弟感到不那么舒坦。到了40年代，各大学里已挤满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他们出身于下层职员和市民家庭。后来，欧洲各国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沙皇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想方设法阻止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大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恰好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来到彼得堡大学的。
1848年，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发布了一个秘密通令，强调：
“现今人们想受教育的期望，越来越迫切。在此情况下应予关注，不要使这种过分的期求，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国民的阶级结构，不要让它诱使青年人狂热地追求奢侈的知识。”
过了一年，大学招收新生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1849年，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只招收进了两个学生！
日子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到，教授中也有社会出身和他差不多的人。他对这一类教授特别怀有好感。他以尼基坚科、乌斯特里亚洛夫和涅沃林三位教授为例。除俄语之外，他们不会讲其他任何一种外国语言。他们年轻时哪有可能学会讲外语呢？尼基坚科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原是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农奴，后来被解放了。而涅沃林则是神职人员出身。这些曾经当过农奴的教授，有的人随波逐流，丧失了自由思想和反抗精神，逐渐安于现状，反而帮助沙皇政府实现它的意图。他们当然不会像狂热的农奴主穆辛·普什金伯爵那样，死心踏地为专制制度效劳。他们对官方的思想压制，也时有不满；却不敢去直接反抗。总是想方设法躲躲闪闪，其处境是相当可悲的。跟他们学习的平民青年，本能而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米哈伊洛夫在大学呆了一年多，便退学到下诺夫哥罗德城谋事就业的原因。许多青年很快就意识到，来彼得堡上大学不是为了受到真正的教育，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萨拉托夫的亲人写信说：
“现状就是如此，想多少有点作为，就得上大学，就得在首都做事，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会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到处都笼罩着萧条和肃杀的气氛。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兵营和衙门已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治科学的支柱。警察分局长们占据了大学的教研室。教授们的活动，受到公开或秘密的限制。
尼基坚科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在督学穆辛·普什金主持的校委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一个“按皇上旨意”写成的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
“民族性……即无限忠于并绝对服从君主制度，而西斯拉夫传统不应引起吾人的任何同情。”据此，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表示，希望教授们讲课时，一定要根据这个大纲和政府命令，来阐述我们的民族性。讲授斯拉夫方言、俄国历史和俄国法律的教授们，更应如此。
难怪这所大学的学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语文系学习只好白浪费时间。一切都是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废话连篇，咬文嚼字……
学生们在私下交谈中，经常讥讽那个“希腊科学文化的巨擘”——教希腊语文的老夫子格列费。此人一日不用错动词就没法过。除了希腊语的词源，什么也不想知道。
对于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来说，语文课和俄罗斯文学史课的教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语文课由尼基坚科主讲，文学史由普列特尼奥夫主讲。这两人都是非同一般的文学家，文学史上都留有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才能，很少显示在教学上。学生还感到惊讶，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在文章中，时有很中肯的见解；而在课堂上却废话连篇，催人入睡？尼基坚科则千方百计回避某些“尖锐”问题，只讲作品表层的东西。如果学生请他阐述作品深层面的内涵时，他便巧妙地在暗礁之间迂回，用些含混不清的字眼高谈阔论，借此摆脱困境。
对学校这些著名教师的怯懦和不彻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自有他的评价。他无法尊敬那些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唯命是从的教授先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单调。听课，上图书馆，和同学研讨、辩论、闲谈、按时给家里写信。时间便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去。
他博览群书，书使他和外界隔开了。一旦得到一本想看的书，他便高兴异常；如果弄不到需要的书，他就会闷闷不乐。他不上剧院，害怕看戏耽误学业。对父母则说，他看不惯那些戏。他本想每逢星期天去参加学校的音乐晚会，但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冬天得交三个银卢布。不如把这些钱花在买书上。学校的舞会在他看来实在可笑——女舞伴由男学生装扮。学生会餐也没他的份儿，他滴酒不沾。他有时到同乡、父亲的熟人和朋友处作客，彼得堡有不少萨拉托夫人。有的当了大官，生活得自在而阔气。父母劝他和有用处的人保持来往，他也想顺从父母的意愿，但他那种性格不允许这样做。如果有人生硬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都会使他感到受辱。倘若仅仅是拜访，谈些无关痛痒的事，这样交朋友还有必要吗？
实际上他无时不感到缺钱。为了勉强度日，他处处紧缩开支，节省每一个戈比。他不仅为几个钱而操心，还想到父母供他上大学很不容易，因而心里难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和多子女的佩平家是分不开的。所有沉重的生活负担，历来都由两家平均承受。所以他急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自己挣钱，哪怕是当家教给人上课也行。
冬天快到了，他打算不购置皮大衣——好在寓所离学校只有走15分钟的路程。去浴室可以穿光板皮袍；不过没有礼服和制服大衣怎么行呢？他本来想向一个枢密官的儿子，用半价买一件旧礼服。可是这件礼服的领子是舞会式的，绣着金色花边，不好意思穿上身，只好去订做一件。
哎呀，这里生活花消太大，东西贵得吓人，白面包比萨拉托夫的贵两倍半。看戏要雇车——他连想都不敢想。为了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他只在星期天喝一次茶，或者根本不喝。
表面上，他的生活过得平淡清苦；不过内在的精神生活，确是丰富极了。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能以惊人的毅力和平常的心态，忍受生活中各种贫困、痛苦的原因。
第三章 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