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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简传要义》
作者：唐德刚【完结】
虎头蛇尾的三峡舵手
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死时，大陆上曾流传一记幽默的评语，说：毛如死于一九五六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一九六六年，还不失为一个「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于一九七六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
这项评语对毛来说，虽是谑而虐矣，却颇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为它评得公平合理，恰到好处，也入木三分。毛公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其所作所为底祸国殃民的程度，也确实是每下愈况；若不及时蒙教主恩召，其不知伊于胡底呢？
我们搞历史的碰到这一情况，首先就要问一声，毛公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何以弄成这样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结局呢？
关于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来大众媒体上的评毛之论，都太看重于毛氏个人的行为了。历史人物尤其是转型期中的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极限。
在一个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古老的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它要从一个东方式的传统农业大帝国千年不变的「定型」，逐渐「转」变成一个西式而有中国特色、以工商业立国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的另一「定型」。这两个「定型」之间的转变，今日看来，其全部过程大致需时二百年。更确切的说，那就是鸦片战后（一八四二年）一直延长到下一世纪中期的四、五十年代。
这两个转型世纪在我们的中华五千年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三峡。我们这一条「中华文明号」大帆船，于一八四二年自夔门进入三峡，顺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涡，真是惊险莫名。沿途且修且补，并改造加装新式马达，实在艰苦不堪。计从巴峡穿巫峡，一路上我们从一般乘客中临时培训的传统梢公和西式舵手，又逢滩必换、遇峡即改。而顽固的梢公、幼稚的舵手，才能不同、个性迥异；把舵争权，又各不相下。以致逢崖触礁，遇滩搁浅。而乘客之中，又各私其党，嘈嘈杂杂，莫衷一是，弄得船翻船漏，溺尸如麻。朋友，我们通过这条历时两百年的历史三峡，其是惨痛不堪！尔我都是这条破船上的乘客。大难不死，算是命大；沉尸江底的同胞难友，也只好说是在劫难逃，向谁抱怨呢？
在这长至两百年的大船难中，那位叶赫那拉老太太和孙、袁、蒋、毛、邓诸公，便是在我们这条破船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梢公和舵手。毛泽东在这次过峡航行中，操舵前后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可是毛泽东纵在亲毛派的群众眼光里，也不是个好舵手。在死前二十年他已犯了麦克斯·韦伯所警告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之大忌。到死前数年，他足不出深宫，据张玉凤美人的回忆，毛公主持的党国大政，竟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瞎指挥」。毛患白内障，已完全失明。他还要找个侄儿传话，口授其「最高、最高、最高指示」，以保持他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领导权。
这一宗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怪现象，不特是任何现代国家之所无，即非拉地区最落后的部落小邦亦未尝有。我国专制时代所出的四百多个皇帝中，亦未曾一见。而此事由毛氏实行之，其荒唐落伍、封建专制的行为，举一反三，就无待多赘了。
毛泽东这种荒唐行为，怎能会把有党员四千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和有人民十亿之大国的国事，弄上轨道呢？此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笔者旁观毛公数十年，仅举此小例子以质诸对毛公最忠诚的党史家。他（她）们或也不会说我过分批毛罢。
这儿问题就来了。毛公一代豪杰也。年轻时诅咒独夫昏君暴君岂不于我辈？何以年臻耄耋，却干出如此相反的结果，岂亦有其隐情和迫不得已之苦衷哉？再者，那个历史辉煌、豪杰如林、而拥众四千万的伟大革命党，何以能容忍像毛氏晚年那样荒唐的领袖？那个有十亿人民的伟大中国，和他最善于「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的八亿农民，为甚么宁愿饿死两千五百万，也不起来「造反」？
要解答这个问题，则上述宏观法则便不易深入。我们还得细读中共党史，和毛公的个人传记，从微观史学着手了。
当「主席」的基本功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在那遥远的二十年代里，为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席卷的千万个毛头小青年中，毛泽东何以能脱颖而出。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归功于「五四」（今日的「六 。四」）那个学潮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学潮，都是政治训练班。毛泽东便是这个训练班中的学生头头。当学生领袖的人，首先都要有点政治性的组织天才。他也要具备若干有初级理论基础的煽动伎俩。更重要的，他还要具有在青年同学之中当「老大」的权威。前二者多半出自天赋，而后者则是环境熏陶使然。
当年在湖南那批毛头小青年中，毛是个年纪较大的已婚的老童生。这种老童生在当时学生会里往往都是「老大」。有权威的老大，很多都习于颐指气使，小弟们也乐于听从号令。－－这是笔者在二、三十年代所亲历的经验，四五十年代就逐渐不同了。现时代的初级师范里，哪有甚么已婚的老大呢？－－这种老大气息，便是毛后来一直做「主席」的基本功。邓小平的经验与毛却恰恰相反。邓做了一辈子聪明活泼、乖巧伶俐的小鬼、小老弟。不习惯于做形式上的头头。到老了，那个现成的「主席」，还要让别人去做呢！朋友，毛老大控制的办法，就不是这样了。
同党中的十大对比
到毛氏进入他底政治「成长期」（Formative era），他就被卷入了那人类历史上最风云诡谲的「党争时代」。在那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内国外、左右开弓、阴狠毒辣、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里，就难免有其优胜劣败底自然规律；其外还要看上帝安排，哪一个的「命」最大呢。
在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党校一次理论性的研讨会上，艾思奇教授曾说过一句诚实的「错话」。他说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是有其「偶然性」的。他这句「错话」其后被必然派引为口实，终使艾氏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怎能是偶然的呢？
可是艾思奇教授虽然沉冤莫雪，而杨献珍等人的必然论未始就毫无真理。因为中共在二十年代发轫之初，原是一个纯高知的组织。它的第一任总书记大家长陈独秀便是个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羽翼陈氏的瞿秋白、李大钊、徐特立、张国焘、董必武、李达、陈绍禹、周恩来等人都是些名士和诗人，不折不扣的「高知」。而他们所干的勾当，却是组织和鼓动工农兵，乃至穿破鞋、打烂伞等等旧社会中所谓流氓、地痞一类的「低知」或「无知」来暴动、来斗争。他们双方本是格格不入的。在早期的中共领袖们之中，真正能与下层社会群众搅和得如鱼水，同时对上层高知也能浑然合流的，毛泽东这个「二十八划生」之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了。
笔者不学，读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遍览两党史籍，我不能不说毛氏比诸其它各有所长的中共早期领袖们，硬是棋高一筹。放笔谈个痛快为篇幅所不许，然以抽象代具体而简述之，亦未始不能略搜三昧以就正于方家。谨为简列十条如后：
一，毛比家长陈独秀更为「坚定」。陈教授说理，舌灿莲华；一挫败便成为孤家寡人。
二，毛比瞿秋白这位诗人、名士、苏州才子要「扎实」得很多。秋白拿笔杆都有轻飘之感，慢说拿枪杆也。
三，毛比李立三「稳重」。我的中学校长邵华先生，曾偕李立三晋谒段祺瑞。邵便批评李太「莽撞」。
四，毛比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等更为「实际」。毛批评这些国际派为「头重脚轻根底浅」，也近乎事实。
五，毛比周恩来「毒辣」。毛或有杀周之心，而周断无篡毛之念。「无毒不丈夫」，周总理太谦和了。
六，毛比张国焘「狡猾」。张有夺权之心，而无夺权之术。搞权术，毛为教授，张小学生也。
七，毛比刘少奇「自私」。刘有妇人之仁，遇同志有恩有爱（此为张国焘对刘的评论，余存有录音）。
八，毛比林彪更「奸诈」。林在党内有奸诈之名，视毛则瞠乎后矣。林为孙悟空，毛则如来佛也。
九，毛比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等职业军人更有「政治头脑」。
十，毛比邓小平「高大」。毛是汉高祖，邓则是搞「非刘氏不王」的萧曹二相国和周太尉的综合体。
无毒不丈夫
文人搞政治，入党做官，命大才高者，或可封侯拜相，位臻极品，然想打天下做皇帝，做一世祖，则国史上未尝有也。
做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胆大、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数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说「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
两千多年前，当刘邦和萧何、曹参一伙朋友，决定造反时，他们要选个带头的。司马迁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某家，尽让刘季（邦）」。刘邦最初也十分谦逊，不愿领先。可是「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才开始造反。后来项羽把刘邦的爸爸抓为人质，要威胁刘邦就范。刘邦覆信说，你把我老头子杀了，煮出肉汤来，还要「分我一杯羹」呢！
朋友，要有这样的狠心肠，才能打江山做皇帝。这样，则萧何、曹参、周恩来等哪里做得到？做不到，那就坐坐第二把交椅，当当「相国」、做做「总理」了。
毛主席的「主席」不是好做的呀。毛门有「六烈士」。可是在杨开慧烈士在长沙就义之前，毛公已早就另结新欢（贺子贞夫人）了。何键枪杀了杨烈士；正为毛主席帮忙，解决了家庭纠纷－－不像与他同时的蒋总司令，还要化巨款私送陈洁如女士出洋呢！毛氏晚年作悼亡诗，还说甚么「我失娇杨君失柳」。真是亏他说得出口。
论才，毛周伯仲之间耳。论德，则周就不如毛之「狠」了。－－周总理对「小超」多好！
古谚曰「无毒不丈夫」。不毒辣怎能做开国皇帝和独裁党魁呢？同周恩来这一流的高知文士争枪杆、抢领导权，在「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之后，毛公在党内扶摇直上，终至定于一尊，你说没有「必然」的因素吗？吾为杨公献珍提出史实做左证也。
「毛派」之形成与发展
遵义之后，毛公在党内党外都地位陡增。他原先在党内的许多权力竞争者如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领袖人物都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