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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开始大战，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原以为山海关正面会先得手，不道直军是由保定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李藻麟指挥，防御工事极其坚固，因而奉军毫无进展；郭松龄情急之下，未经联军指挥部同意，把预备队的三个团也都调了去作战，却仍然不能打开局面。
反而是九门口一带，十六旅的一个团，突破了黄土岭口，接着也攻下了九门口，但却无法扩大战果，因为兵力不够；如果预备队未为郭松龄调走，情形就不同了。
在冷口一带，张宗昌打得精疲力竭，要他的参谋长王翰鸣向李景林求援；王翰鸣答他说：“我跟李景林是同学，再清楚他的为人不过；你别指望他会拨，个人给你。你无论如何顶在那里；过了今天晚上，明天再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蔡平本派了个参谋来见王翰鸣，要求支援；蔡平本的部队为直军精锐时全胜的十四旅所包围，形势非常危殆。王翰鸣心想，蔡平本一垮，时全胜便可转攻张宗昌，那时非一败涂地不可；因而决定冒险，写了一封信派人骑马送交第五十五团团长褚玉璞，火速抽调五百人前来；并且要严守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任务。这是因为怕张宗昌知道了，心里恐慌会支持不住。
张宗昌对王翰鸣十分信任，曾经公开宣布：“俺的命令，可以不听，参谋长的话，非听不可。”因此褚玉璞带了五百人来，照王翰鸣的指示，从侧面奇袭时全胜的包围圈，将蔡平本救了出来；而奇怪的是直军似乎有撤退的模样了。
原来吴佩孚的战略是，先用大量兵力，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吸住了奉军的主力第一、第三联军；再由冯玉祥出热河，牵制奉军在锦州、绥中一带待命的预备队，那是张作相的第四军与吴俊升的第五军，训练及装备虽不如一、三两军，但都是能征惯战的老兵，是奉军的第二主力。至于李景林、张宗昌的部队，吴佩孚并没有看在眼里，只以为王怀庆、米振标凭险便可固守。
这针锋相对的三路正兵以外，吴佩孚另有一路奇兵，包括装备最好的靳云鹦的第十四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以及由他的第三师中抽调出来子弟兵第六旅，约计两万人，由温树德指挥的渤海舰队载运至葫芦岛登陆，截断山海关奉军的归路，直扑奉天，生擒张作霖。
战略是很高明，坏在吴佩孚以儒将自命，自炫有“手挥三弦，目送飞鸿”的才干，常常在一面批公事，一面会客之际，自己泄漏了许多机密。他的这一枝奇兵，外界知道的就很不少，王维城曾当面警告过他；但他仍以为计出万全，轻视东北海军只有两条三千余吨商船及一条购自俄国的破冰船所改装的军舰，名为“镇海”、“威海”、“定海”，其实只能在近海巡弋，不堪一击，所以仍照预定计划，只待奉军旷日持久，师老无功、士气消沉时，出兵葫芦岛，展开奇袭。
那知东北海军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海军司令沈鸿烈，却真是“九头鸟”，以他日本海军学校出身的学历，与在参谋本部为主管海军作战及海防事宜以及在陆大担任海军教官的经历，加以张作霖的“奉票”的支持，与渤海舰队已经搭上线，接上电了。
另一方面，冯玉样的第三路军，将行军路拉得极长，而且越到前线兵越少；不过战报却很热闹。经常有“遭遇战”力战歼敌的报告。事实上对于吴佩孚所希望的牵制锦州、绥中一带的奉军，可说全无影响。
最差劲的是王怀庆的第十三师，根本不懂什么叫战略战术，作战时由一个叫刘富有的旅长担任前敌总指挥，他派人搞一面大旗，往东往西，只看他所指挥的大旗行事；前进时皆是密集队形。李景林发现直军十三师还是这种老掉了牙的战法，便拉开一个大散兵线，远远将敌人包围了起来，很容易地消灭了直军的两个营，九月底由朝阳进占凌源，威胁平泉、承德。
自九月十七以后吴佩孚一直在四照堂饮酒赋诗、运筹帷幄；但前方战报不利，而李彦青一见了吴佩孚，便如芒刺在背，所以不断怂恿曹锟催吴佩孚上前线，他说：“待在北京城里当总司令，谁也会当啊！”
曹锟倒是对吴佩孚信心十足，不愿催他；但吴佩孚自己在四照堂坐不住了。首先是凌源失守的消息一到，他撤换了刘富有；接着连王怀庆的第二军司令都免了战，由援军总司令张福来接替。
其时李景林与张宗昌已打到长城边沿，所以双方的两路攻防，已联成一线，奉军第二路转攻直军第一军；直军第一军，则加派了三路的副司令，由三个混成旅长冯玉荣、葛树屏、时全胜担任。
在这条战线的攻防战中，两军争夺的焦点是石门寨。奉军自突破黄土岭口以后，部队便已由长城外面进入长城里面；长城至此，将到尽头，由抚宁县北的义院口关，婉蜒往东，至九门口急转南下，直到山海关。在这个环形地带，位于义院口关以南十三里的石门寨，宛如中流抵柱。如果奉军能攻占石门寨，不但东与山海关联成一气；、尤其有重大关系的是，自石门寨以建瓴之势，直冲南下至秦皇岛，可以截断京奉路，在山海关与奉军对峙的直军精锐，即无归路，为奉军东西夹击。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势，直军第一军总司令，也是吴佩孚手下第一号战将，外号“刺儿彭”的彭寿莘，除了树白旗以外，别无他策。
因此。奉军借直军一架飞机失事降落在敌军阵前的机会，以瞩抢飞机“为名，发动全线攻击。原来奉军早悬有赏格，如能夺获直军一架飞机，将赏十万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奉军各团各营，奋勇争先，攻势非常锐利。
全线攻击之中，必有一点突破；指挥官韩说春召集参谋会商，决定仍派平时由姜登选亲自训练的，冲破黄土岭口第十六旅孙旭昌团，担任攻坚的任务，占领一个高地以后，调回来休息；遇到难攻的高地，又调它上前。如此连续攻击前进，直军战斗力不强的陕军第二师，终于不能不放弃石门寨了。
由于前线的战况不利，吴佩孚不能不亲自出马了。十月十一日晚上九点钟，他率领直属部队，坐上讨逆军总司令的专车，由北京前门车站出发；随行有各国观战武官及中外各报新闻记者共一百余人，声势浩大，风光无比；吴佩孚认为比他前一年在洛阳过五十岁生日，“牧野鹰扬，百世勋名方一半；龙蟠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还要来得神气。
第二天上午四点半钟，吴佩孚的专车到达山海关，停靠在长城旁边；讨逆军总部，便设在专车上；直属部队则在山海关车站扎营帐“宿卫”。
吴佩孚是测量出身，对侦察地形是内行；一看当时的情势，非夺回石门寨不能稳住战局。这一来奇袭的计划，不能不改变了，预定进攻葫芦岛的两万人，悉数在秦皇岛登陆；这个华北唯一的不冻港内，停泊了渤海舰队的六条兵舰，廿几条运输船，还有廿几条外国兵舰；岸上则大军云集，将一个只有三百家住户的秦皇岛，挤得肩摩毂击，空前热闹。
后援军总司令；其实是奇袭部队总司令张福来，受命夺回石门寨与九门口。直军原来守九门口的是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通奉，不战而退，听说吴佩令亲临前线，怕被活捉处死，畏罪自杀，第十三混成旅便亦归张福来所指挥。双方的战况，非常激烈，奉军将张作相的总预备队六个团，由锦州调来，而看样子并没有顶得住的把握。
正当张学良、姜登选、韩麟春忧心忡忡，考虑从山海关正面调兵增援时，接到杨宇霆自沈阳打来的一通密电。翻译出来一看，无不惊喜万分，电文是：“金坛密示，大树回师，延陵全线动摇。”。隐语中的“大树”指冯玉祥：“延陵”指吴佩孚，只不知“金坛”是谁？后来是联军指挥部的作战科主任指出，清朝小学名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金坛必指段祺瑞；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一百六十万日圆的“威力”，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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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10
10冯玉祥从北京出发，自通州经顺义，到了怀柔便停下来观望了。吴佩孚当然容不得如此，派人催促前进，于是经密云到了古北口，住在杨老令公庙；感叹杨业父子的遭遇，雅兴大发，做了一副对联，木刻悬挂。
他在古北口是等待消息，消息来自……三方面。一是蒋鸿遇报告直军开拔的情况；二是教育部长黄膺白报告北京的政情；三是段祺瑞告知奉军的情况——段冯之间的主要联络人是贾德耀。
出古北口的第一站是承德以西的滦平；冯玉祥在此召集了一个会议，与会的人除了他手下的大将及重要干部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之外，还有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会中只作了一项决议，将来倒戈回京时，要看情势。冯王祥深知吴佩孚的实力，若无把握，不敢轻发。
及至吴佩孚亲临前线，虽可证明直军不利，必须老将出马；但吴佩孚一到山海关，也须能将局面稳住。更须观望；因此发了一个电报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报告军次承德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意大利共产党的代，沿途粮饷接济困难，炮弹潮湿，战力大受影响，同时探问第一路作战的情况。
吴佩孚其时正命他的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火速前进。接到冯玉祥的电报，给了他一个复电，亦是催促进军，为了加强语气，特缀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一看知道战况不利；而就在此时，冯玉祥派到北京跟黄膺白去接头的代表刘子云，带回来一封复信，劝他早作决断。机不可失。这一电一函，促成了冯玉祥的决心，复电定于十月十九日回师南下，直指北京。
冯玉祥的计划是，首先鹿钟麟秘密兼程口京，会同新兴两旅的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将部队开到北苑，会合蒋鸿遇的部队，一起进城，分任警戒。继命李呜钟的第八混成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交通。吴佩孚派去监视冯玉祥的胡景翼的陕军，已预定改名国民军第二军，即日南旋，占领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直军的联络，防备吴佩孚回师西向。至于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亦令克期回京。
由滦平回到北京，需要四天的工夫，前锋预计在十月二十三那天可入北京。以冯玉祥的统驭能力，及他的部队的纪律来说，军事占领北京一体，共同胞，因而人应该爱及民胞与万物。又以为君主即，而要做到兵不血刃，匕图不惊，是有把握的事。但一夕之间，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如果不能有一篇堂堂正正，布告天下的宣言；以及按部就班，和平接收政权的计划，那末这样的兵变，若非草莽作风，亦如宦官弄权，所以冯玉祥事先用密电约好黄膺白，在入古北口的第一站、密云县的高丽营会面——多尔表帅师入关时，朝鲜亦派兵随征，驻扎此地；因而称之为高丽营。
这件事，在黄膺白有如明朝景泰年间，徐有功策划“夺门之变”；事情不密，先遭杀身之祸，所以相当紧张。幸好冯玉祥的部署很周密，留守的蒋鸿遇，逐日预拟好的战报，发到山海关吴总部及北京的陆军部，所以政府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巨变将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黄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