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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致富，损害了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论家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或打击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农、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张在重农的同时要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甚至提出了“农末俱利”才合乎“治国之道”。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身分
的劳动生产者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人的身分、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以前，社会上的自由民为贵族与农民，非自由民为臣妾或仆圉。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比较稳定，当时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贵族和农民都是代代相传的，身分低贱的奴仆等人当然也不例外。战国时期则不然，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封邑制为俸禄制所取代，宗法贵族随之而没落下去，其中的一部分人转变为依靠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专长而去谋求仕宦出路的游士；农民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脱身出来而成为小自耕农；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些士、农、工、商，即当时所谓的“四民”，成为社会上活跃的因素，职业也不再世袭相传。如农民接受文化教育后可以上升为士，也可以弃本而逐末；士通过仕宦可以取卿相之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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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黄腾达，或如范蠡，子贡因经商而致富，或陷于穷途末路而变成农夫。以往只有贵族才能凭其身分和政治权力而获得大量的财富，而战国时各种不同身分的人都可凭借才能或机缘发财致富。象庶人本属于最贫穷的阶层，但战国时往往“庶人之富者巨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不过，在对财利的追逐中，既有获胜者，也有失败者。特别是一些小生产者，他们破产后境遇悲惨，甚至卖妻鬻子。这在当时并不少见。贫富分化的加剧，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但彼此的角逐竞争，又成为当时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民之中以农民人数为最多。他们是当时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小自耕农是国家租税、徭役、兵役的承当者，故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都致力于推行和贯彻有利于小农的政策和方针。如魏国用平籴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秦商鞅变法（见商鞅），也因重视农业和农民而能“倾邻国而雄诸侯”。
据《孟子》所说，当时的小自耕农，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还饲养着“鸡、豚、狗、彘之畜”，如果没有横征暴敛，“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者还可衣帛食肉。当时魏国的情况是，“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他们为了生活稍能好一点，无不奋力耕作。国家为了多收租税，用赏罚的办法迫使农民多收粮食。如《周礼》中规定，“凡宅不毛者有田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另外象商鞅变法令中也申明，“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国家强令农民多收粮食，实际上也是为本身利益而着想，如《管子》就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这里道出了国家的富足必须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
小农对社会虽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当时有些君主对农民“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所以不少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农民为摆脱困境，或弃本逐末，即弃农经商或去从事小手工业；或出卖劳力，成为别人的雇工。当时所说的“庸”，就是指雇庸劳动。庸也称为庸夫、庸客。在农耕、水利、手工业方面都可以使用雇庸劳力。当时有所谓“市庸”者，大约有的庸工聚集在市中，以等待受人雇用。国家遇灾荒时，对有些农民实行以工代赈，这类农民也称为庸。据《韩非子》记载，雇主一般付给庸工一定数量的钱币作为酬金，故主人雇工常称为“买庸”，雇庸制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
战国时奴隶较多，当时称为臣妾，或僮、虏、仆妾、舆隶、厮舆、胥靡、隶臣、白徒、臧获等。即使在一些平民家中，也常拥有一两名奴隶，改变了过去只有卿大夫等较大贵族才能占有奴隶的旧传统。
奴隶来源有几种，一是战争中的俘虏，《墨子》说战争中得到的战俘或敌国臣民，男子为胥靡，女子为舂米、酿酒的奴隶。秦律也规定，凡敌军之降者，一律入于隶臣。胥靡、隶臣皆为官府奴隶；二为自由民沦落为奴者，特别是农民因破产而“嫁妻卖子”，这在战国较为常见。
主人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而获得奴隶。一是国家之赏赐。如秦对立军功者则赐虏若干名，秦法还规定，能为破大案提供重要线索者，官府则赐臣妾二人。二是从市场上所买得。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奴隶和牛马一样地出现在市场上。《周礼·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人民”即指奴隶。云梦秦墓中所出的秦《日书》，其中多处提到“出入人民、马牛、禾粟”，“入臣徒、马牛它牲”。“出入”即买卖之意。可见买卖奴隶和买卖牲畜、谷物一样频繁。从秦律得知，官府可以把部分官奴出卖给民间，百姓也可以信用官府之幼奴，或卖私奴于官府，官私奴隶通过一定的渠道可以相互转化。
奴隶劳动除了用于家务劳动外，还广泛地用于各种生产方面。《荀子》、《韩非子》中所提到的臧获，就属于使用于农田耕作的奴隶，秦律中也有关于臣从事于田作的记载。官府的奴隶除负担诸如筑城、修路之类的苦役外，还用于耕作、矿冶、舂米、酿酒和洒扫等方面。
三晋、齐、秦等国还有一种和奴隶身分相近的赘婿。贾谊说秦的习俗是，“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
赘”。则赘婿多从贫家子弟转变而来，实际上成为富家的奴仆。云梦秦墓中所出的魏《户律》，其中即有不准把田地授与赘婿的规定。其地位低于平民是显而易见的。
官僚贵族也剥削一般的平民，如秦国的军将或士卒，得敌人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即从国家的编户之民得到五家以供其役使的权利。还有是官吏或军将以“士卒为弟子”，或者是“臣士卒”。有的农民因租税徭役过重而自动投靠到官吏贵族那里以求庇护。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剥削关系，即平民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剥削的对象。
各国的变法和新的君主集权制
魏、楚、齐、韩的政治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上层建筑势必有所调整。从战国初年起，各国的变法运动，正是为顺应经济变化所作出的努力。
魏进行变法最早，开始于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其作用，标志着旧的世族政治的终结。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道路拾遗也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刖刑。可见《法经》采用严酷的手段以保护私有权。“贼”指杀人、伤人。“杀人者诛”，其家属则没于官，李悝以为《盗》、《贼》两篇最重要，故刊于《法经》之首。《法经》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则予以严厉的镇压，如规定一人越城者要处死，“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以上则判死刑”；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处死。以上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又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增强劳动强度和发挥种田积极性，以保证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或流散。这样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使国家不会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李悝实行这种保护小农的措施，是魏国能够富强的重要因素。
楚在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当时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下令宣布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把一部分贵族流放到边远之地，以此来摧毁和削弱强大的旧世族势力。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以贯彻用人唯才的方针策略。
楚简（部分）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楚经过初步的改革，国家收入增多，吴起用来扩充武备，国力开始强盛起来。但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之棺旁。肃王即位，以伤害王尸的罪名严惩了这些不法分子，“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改革虽受挫折，但楚的旧贵族力量因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有所削弱。
战国初年，齐的大权在田氏手中。后田和得到周王承认而成为齐君。田和之孙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着手整顿吏治，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而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邹忌为相，邹忌颇注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由于齐在官吏中明赏罚，故“齐国以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
韩在七雄中疆土小而国弱。昭侯时，申不害学术以干昭侯，昭侯用不害为相，申不害的“术”是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即君主应有一套控御臣下的策略，以提高官吏的行政效率。故申不害治韩也收到一定的成果，史称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秦商鞅变法 秦在战国初年，旧贵族势力较强，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到孝公时，秦还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魏、楚两国的侵迫。秦在各国中地位不高，不能参与中原各国的盟会，各国常以“夷狄遇之”。在内外的压力下，秦孝公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遂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立即用他开始变法。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