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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印度阿默达巴德附近）、古里等国访问。十年十一月，第四次下西洋，访问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南浡里、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今马来西亚的哥打巴鲁）、锡兰山、加异勒（今印度南部的卡异尔）、甘巴里、柯枝、古里、沙里湾泥（今地不详）、溜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忽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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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剌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木骨都束（今肯尼亚摩加迪沙）、不（卜）剌哇（今孛■的布腊瓦）、麻林迪（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比剌（今非洲爪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岛）、孙剌（今地不详）等亚非国家。这次出使开通了中非航路。同年十一月，麻林迪来中国献“麒麟”（长颈鹿），显示郑和使团对东非沿岸国家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四月，朱棣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同年十二月，第五次下西洋，于十七年七月回国。这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
郑和接爱外国土人贡礼
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来充实内苑，于是随郑和船队带回了忽鲁谟斯国的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今南也门首都亚丁）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的花福鹿、狮子，卜剌哇国的千里骆驼、驼鸡，爪哇、古里国的縻里羔兽等。这些珍贵礼品象征着亚非国家同中国的真挚友谊。十九年正月，第六次下西洋，护送忽鲁谟斯、阿丹、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十六国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和地区又进行了友好访问。郑和使团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宣德五年六月，郑和奉明宣宗朱瞻基之命，第七次下西洋。主要访问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木骨都束、苏门答剌、阿鲁、阿丹、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郑和在古里逝世后，船队由王景弘统领，于八年七月返回南京。
航海技术 郑和历次远航，随员均多达两万七八千人，包括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办理杂务的人员，以及通事（翻译）和医务人员。船队主体一般由六十三艘（一作六十二艘）大、中号宝船组成。
郑和宝船（模型）
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号宝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每次出使，共乘巨舶百余艘，其中第一次乘二百零八艘，为七下西洋中动用船只最多的一次。
郑和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纵横驰骋近三十年，不仅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诸国的新航路，而且向南越过南纬4°以上，在印度洋和南洋的各个海域，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对后代的印度洋和南洋航海所采取的航线有很大的影响。新航线的开辟有赖于郑和使团掌握的先进航海技术和所具有的海洋科学知识。其天文航海技术，已由以往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到牵星过洋，并配合以罗盘定向，测定针路，形成为一整套先进的航海术。《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过洋牵星图为方形，代表一水平方框，分为南、北、东、西四边，共四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基本上和今天地图的设计一致，四幅图各有名称和图文，对本图用于何段航程，所牵星座名称及其高度，作一扼要的说明。每边外方之星座位置，代表航行时所观测某星的高度及其方位，星座旁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即所谓图注。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探知船舶所在位置与地点以及所过岛屿名称，以及礁险等情况；同时，又记下所经地点测定的罗盘所定方位和所取针路。郑和下西洋所用“针经图式”，就是船队在往返亚非诸国的路程中，不断探明海道而制定出来的。郑和船队以“过洋牵星图”和“针经图式”为依据，将航海天文学与地文航海技术相结合，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船队在驶往海外诸国途中，须穿越一些危险的海区，经认真的观察研究，已很好地掌握了印度洋上的季节风，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季节性海流流向的变化规律。船队一般在十月至翌年正月东北季风时节从国内启程；而在西南海洋季风到来的四月至六月从印度洋、南洋动身归国。因而船队往返皆处于顺风条件之下，可以最短的时间驶完预定的航程。
成就与影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建立了亚非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提高了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执行明成祖朱棣的对外开放政策，赢得了亚非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友谊，两洲数十个国家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路，不远万里，纷纷来宾，向明王朝赠送珍贵的礼品，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仅永乐六年至十八年中，亚非国家中就有渤泥（今加里曼丹岛）、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群岛南部）、古麻剌朗（在今菲律宾）四个国家的国王亲自来华访问。郑和下西洋时期，明王朝声威远播，实为历代所罕有。另外，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
郑和下西洋图
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等，都有较快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亚非国家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海外的地理知识。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巩珍著《西洋番国志》三书中，对郑和下西洋所访问的主要国家的情况，都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郑和航海图》中，有关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知识，也有集中的反映。
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5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参考书目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济南，1980～1983。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北京，1985。
（郑鹤声）
郑樵
郑樵
见《通志》。
郑天挺
郑天挺
（1899～1981）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庆忠闵８＝ǔだ窒厝恕�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五四”后的进步活动。1922年，在北大作研究生的同时，又在中国法权讨论会担任秘书。他曾利用该会的档案资料，在会长张耀曾指导下，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罪行。次年以该会名义公开出版，获得社会上好评。
30年代，郑天挺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兼学校秘书长。讲授《文论》、《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近三百年史》等课程，并撰写《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等清史及校勘学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一时饮誉史坛。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郑天挺以北大负责人身分亲赴警察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把他们接出监狱。“七七”事变时，北平沦陷，郑天挺不畏敌人强暴，保护师生安全离校，于是年12月与其他教授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受到师生欢迎。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次年，北大在昆明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该所日常事务。1940年开始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并结合西南地区边疆研究，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他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清史语解》（1943）等，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有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入关后满、汉两族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关系日益密切。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他后来将这些论文辑为《清史探微》一书，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为北大的复校工作竭尽全力。这时他仍担任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还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校中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他尽力保护学校财产及师生的安全。时值北大五十周年校庆（12月17日），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称赞他在北大几十年廉洁奉公，日夜操劳的业绩。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郑天挺任北大校务委员、史学系主任、秘书长，并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两书出版。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并在1963年任该校副校长。在南开大学期间，他先后讲授《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几门课程，并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历十数寒暑。1961年夏，郑天挺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与翦伯赞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主编《史学名著选读》六册，并担任清史资料的分册主编。1980年任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作为教材。1980年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探微集》和《清史简述》。《探微集》中包括了他50年代以来撰写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丝绸之路》等论文共四十三篇。1980年，他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清代的幕府》论文，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重视。同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并任执行主席。他在晚年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国务院学位委负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