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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弭兵之盟”。简公二十三年，郑国大臣内讧，执政伯有被杀。子产严守中立，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多数人的尊重，遂在显贵首领罕虎的支持下，出任执政。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团结依靠多数；一方面对个别贪暴过度的贵族断然给以惩处，以维护政府威信。他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对于晋、楚两霸，他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他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反对迷信鬼神星象，却又承认贵族横死能为厉鬼，而要将其子孙立为大夫加以安抚。他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是守旧的士大夫景仰的人物，却又“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典，执行严格统制人民的“猛政”，创立加重剥削的“田洫”、“丘赋”等新制以“救世”。这说明子产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子产曾指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就是说，治国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一意孤行则不能成功。他又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即遇事应胸有成竹，执行中要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他还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子产执政之初，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广泛斥责，但他不为所动，坚决推行。其后改革成效显著，人们又普遍歌颂他的政绩，甚至担心后继乏人。
（罗世烈）
子口税
子口税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及自内地运送土货至通商口岸出口时所纳的抵代通过税的一种税款。这种抵代税相当于进出口税的一半，故又称子口半税，这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内地说主权的一种税制。其目的在于保证低水平的协定关税充分发挥作用，把进出口商品的内地税也纳入协定范围的一种税制。子口税的由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已干预中国内地税的动向。《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之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后来英方得知当时中国“国内关税定例本轻”，便协议“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并未具体确定税率。
50年代初叶，江南各省地方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创设厘金制度，内地税课大为增加。因此，英国政府迫切要求修改《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使清政府“不得对外国进口的货物，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课征内地税或通过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八款便有了相应的规定，大意是英商贩运洋货入内地销售，和自内地运土货出口，所经内地各卡，倘愿一次缴纳，以免各卡重征，土货可在首经子口上税，洋货可在海口完纳，“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子口税。同年中英《通商章程》第七款又规定：①出口土货的子口税改在出口海关缴纳；②子口税率定为进出口税率之半，称子口半税。1861年10月清政府和各国公使会商以后，颁布了一个《通商各口统共章程》，于是各国商人都得享受英商的同样特权。
比较《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关于子口税的规定，可看出子口税制演进的一些特点：①《南京条约》仅规定洋货入内地子口税，《天津条约》则进而规定土货出口的子口税，并且确定子口税税率为进出口税率的一半，或从价2。5％；②《南京条约》规定华商运洋货入内地，可以享受缴纳子口税以代替缴纳内地税，而《天津条约》则规定外商始能享受缴纳子口税的特权；③《南京条约》未明确规定商人在内地税和子口税之间的选择权，《天津条约》则明确赋与外商这种选择权。缴纳子口税的具体办法是：凡洋货运入内地，应向起运口岸的海关缴纳子口税，海关发给凭单，通称子口单，即可免除常关厘卡的重征。外商在内地购置土货外运，应在首经子口呈验三联单，注明货物种类、数量以及装船口岸，换得运照，在沿途所经子口呈验盖戳时，可免各项征课，直到运抵最后子口，完清子口税后，方准过卡。
子口税实施的情况子口税制有利于西方侵略者推销洋货和搜刮土产，例如1869年（同治八年）福州关领有子口单运经内地的洋标布计两千八百二十匹，1871年增至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四匹，又如1866年华商自内地贩运生丝到上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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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负担内地税三十两以上，在三联单掩护下的外商，却只负担五两，两者相差六七倍。
子口税是由海关征收报解中央政府的一种税收，至于常关厘卡等内地通过税，则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加派、自行支销的收入。缴纳子口税以后的商品既免纳其他内地税，地方政府的税收遂被压缩。面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采取了两种对策：一是降低内地税率，以与子口税相竞争。二是采取加重土货厘金，以补偿实行子口税而短少的财政收入。这个办法直接破坏土货的流通和生产，削弱了土货对洋货的竞争力。
在此期间，由洋税务司控制的中国海关是根据货物启运地点区别其生产国籍，因此，凡从香港启运的货物，都被当作洋货并享受洋货内销的子口税待遇。于是便有不少国产土货特地绕道香港以取得洋货身分，然后运销内地，这样，仅在出口时纳一出口正税，内销时再纳一进口正税与子口半税，即可免纳一切厘金，其中最突出的是内销长江流域及华北一带的广东和台湾的蔗糖。1871年镇江这种“洋糖”的进口比1870年增加十二万四千担。
子口税制的后果洋货内销的子口税单和土货外销的三联单、运照制度，给予洋商以深入穷乡僻壤控制中国国内贸易的极其优越地位，同时也导致华商假冒洋商名义，悬挂外国旗帜，百般依附洋商。华商往往向外商非法购买子口单，以免内地税盘剥。1879年英国驻汉口领事报告说：上海内销洋货的99。9％都由购得子口单的华商所经营，至于在土货外销方面，据1866和1867年的《海关报告》说，自内地运棉花到宁波，内地税高出子口税一倍，因此华商就以每包五角的代价向外商购买三联单去护运棉花，其结果竟使三联单的买卖本身“成为一种交易”。
不仅如此，外销土货的子口税是向出口口岸的海关交纳的。如果外商和依附外商的华商自内地贩买土货，在到达出口口岸之前即行出卖，就不仅逃避了内地税，也逃避了子口税；如运到口岸而不出口，则他们在国内贸易上也享受用交纳子口税的方式代替内地税。如1872年镇江出口的土货价值只占到三联单护运流入的土货的25％，其余75％都销于镇江及其附近地区，并未出口。
187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许华商贩运洋货也可请领子口单，但事实上仅宁波、九江二埠见诸施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洋货内销，华洋商人都可请领子口单。但这一规定在1880年实行后，华商因与外商存在事实上的身分不平等，所以宁可依附外商经销进后的洋货，而独自申领子口单者寥寥无几。至于申领土货外销三联单亦如此。总理衙门于1896年准许华商亦可享受同样权利。可是法令颁布了一年多，华商之请领土货外销三联单者“并无一人”，其原因在于地方官把试图请领三联单者指为“奸商市侩”，因而“群相裹足”。19世纪末叶，洋货内销和土货外销的子口税待遇，依然是外商所独有的特权，与华商相较，“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与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最后终于造成这样的局面：“倚洋人则生，否则死；冒洋人则安，否则危。”因此子口税制度不但破坏中国主权，而且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直到1931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废除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各种税捐以及常关税等，子口税制度遂失其存在的根据，被同时废除。
（姚贤镐）
自立会和自立军
自立会和自立军
清末由唐才常组织发起，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会党群众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和武装起事组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维新运动失败后，维新派谭嗣同挚友唐才常誓继谭未竟之志，并为谭复仇，东渡日本，先后会晤梁启超、康有为和孙中山，从两方面承受影响，获得支持。他于1899年冬回国密谋武装起事。次年在上海成立“正气会”，旋易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设富有山堂，发富有票，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又邀结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开“国会”（亦名“中国议会”）于上海张园，以容闳和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
唐才常像
同时，唐才常遣林圭在汉口设立机关，组织自立军。兴中会亦派吴禄贞、戢元丞、傅慈祥等参与建军。自立军由新军士兵和会党群众组成，凡七军、两万人。安徽大通为前军，秦力山、吴禄贞统之；安庆为后军，陈犹龙统之；湖南常德为左军，田邦璿统之；湖北新堤为右军，沈荩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傅慈祥统之。另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由唐才常直接指挥。唐并节制全军，兼任总粮台。
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政治纲领具有两重性，既以“勤王”为帜，拥光绪帝亲政；又“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求废止“清国专制法律”。其根本目的则欲“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纲领中这种矛盾，反映了戊戌变法后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处于矛盾中的唐才常本身则是一个从激进维新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化型人物，他既是参加自立会各派政治力量的组织者，又是各派政治观点的调和人。
1900年夏，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自立军拟运动张之洞在两湖独立，并乘机发动武装起事。起事日期原定8月9日（七月十五），因康有为失约，拒不从海外汇款，造成饷糈困难，只好展期。秦力山等在大通未得通知，仍杀牲祭旗，如期发难，激战七昼夜，败退九华山。汉口则延至8月22日起事，拟先夺汉阳兵工厂，再战武昌，然后北伐幽燕。此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在帝国主义首肯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中枢在屈膝投降中趋向稳定，原先对自立军持观望态度的张之洞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转而残酷镇压自立军。8月21日晚，张派兵包围设于英租界及其附近的自立会机关，捕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多人，次日晚加以杀害。稍后，新堤部分自立军亦起事，转战至临湘一带，不久失败。在此期间，两湖及安徽、江苏等省，追缴富有票，捕拿自立会员，查封“国会”，并株连亲族，前后捕杀达千人。自立军起事遂演成为一次比戊戌变法更大的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