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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以来，盐商报效捐输渐多，又要支付清政府的“帑息”，加之官吏的勒索和本身的奢侈生活消费，便日渐陷入外腴中瘠，入不敷出的困境。盐商为了克服深重的危机，不断抬高盐价，加紧对消费者的搜刮，贫苦百姓至于淡食，引起民怨鼎沸。结果私盐因官盐价高而盛行畅销，官盐壅积滞销，盐课欠额日多，直接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了增加盐课收入，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改淮北引盐为票盐，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行票盐于淮南。以后，票盐法又逐渐推行于福建、两浙、长芦。在票盐法施行中，取消了引窝，无论官绅商民，只要纳税之后皆可承运，并且在销售区域之内，无论何县，都可随便销售。
同治五年（1866），两江总督李鸿章为凑集军费，责令票商捐款，并且准其作为世业，以后不再招新商。从此以后，盐商仍是获有世袭垄断特权的专卖商人。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被推翻，但盐商仍作为专卖商人而沿袭下来。
（萧国亮）
盐税
盐税
民国时期政府对盐的产制运销所征的捐税，是历届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又称“盐课”。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以盐税抵押，于是帝国主义开始干涉中国的盐务，中国政府仅能使用盐税收入抵债后的余款（即盐余）。北洋政府为增加盐税收入，乃筹议改良，而盐商群起阻挠，广行贿赂，使盐制积弊日深。1913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盐税条例》，规定每百斤征税二点五元（后改为三元），此外不得以他种名目征税。从此各种不同之税率得以逐渐趋于划一。据盐务稽核所统计，1914年全国盐税之收入为六千六百八十六万元，至1919年增为八千七百五十万元。嗣后内战频兴，各省军需浩繁，遂相继截留盐税，并纷起增加盐税附加，盐政之积弊更深。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着手改革盐政，1931年5月公布的《新盐法》，以“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为原则，规定每百公斤征税五元，渔盐征税零点三元，工业、农业用盐一律免税。此立法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由于专商暗中阻挠，加之财政当局深恐改革后税收短少，迟迟不予实施。直至1934年12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于1936年底完全施行。后因格于时势以及抗日战争爆发，新盐法仍未实行。然而盐税收入已很可观。据统计，1927年全国盐税收入为八千五百二十四万元；到1937年全国（东北未在内）已达二亿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2。9％。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于1942年1月1日起停征盐税，实行食盐专卖，后因成绩不佳，于1945年又改专卖为征税。
（齐福霖）
《盐铁论》
《盐铁论》
根据盐铁之议记录写成的重要史籍。西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下诏把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召集到京师，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提出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民间疾苦的原因，要求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这一主张受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反对，双方对为政得失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辩论，此为著名的盐铁之议。贤良文学服膺儒家，桑弘羊信奉法家，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的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申述了不同的见解。当时辩论有记录，桓宽根据记录进行“推衍”和“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其人的重要历史材料。书分六十篇，各标题目，内容前后连贯。桓宽曾治《公羊春秋》，与贤良文学思想相一致。因此，书中流露出对贤良文学的赞同和对桑弘羊的不满。参加盐铁之议的有贤良文学六十亲人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以及桑弘羊和田千秋的僚属。书中对各方问答的记述，虽笔墨不多，却比较生动地刻画出各自不同的情态，再现了盐铁之议的辩论情况。明弘治涂祯刊本是现存较早、较好的版本。今人郭沫若有《盐铁论读本》，王利器有《盐铁论校注》。
《盐铁论》（清刻本）
（吴树平）
盐铁使
盐铁使
唐代后期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的使职。盐指食盐的生产及专卖；铁泛指矿冶（包括银、铜、铁、锡等）的征税；茶在唐代认为是山泽之利，故其征税亦由盐铁使主管。盐铁使后与转运使合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
唐初不重盐利，玄宗开元元年（713），姜师度始奏请于安邑（今山西运城）盐池置盐屯，大获其利。同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收山泽之利，玄宗遂令姜师度、强循等俱摄御史中丞出使，检查全国盐铁之课。当时设置盐屯，仿照屯田制度，征发人民充当屯丁，或出租给有力之家经营，按定额征税。盐屯由地方官管理。安史之乱起，军用浩繁，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这是盐铁置使之始。第五琦立盐铁法，于产盐处招民为亭户，专业煮盐，盐以每斗十钱之价，尽数交纳给官府。由官府加价至一百一十钱出售，各地置监院管理，严禁私人盗煮及贩卖。从此，征税变为专卖，政府收入大增，上元元年（760），刘晏继为盐铁使，又改进专卖制度。按新办法，官府将贱值收购亭户的盐高价卖给盐商，随其所至贩卖，禁过境州县征税以保证官盐畅销。江南、岭外诸州距产地遥远，盐商少到，则于其地置常平盐仓，商人不至而盐贵时，平价售与平民。江淮要冲及产地置四场、十监以储盐、售盐，又置十三巡院以主持盐务，查禁私盐。在他初任盐铁使时，盐利只有四十余万缗，到建中元年（780）他离职时，盐利增加到六百余万缗，约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半数。从此，盐利为唐朝除两税外的最大收入。宝应元年（762），刘晏为盐铁使时又兼任转运使，以盐利为漕运经费，使二者密切结合。自刘晏以后，二使常由一人兼任，于是盐铁使与转运使变为一职。
矿冶在唐初由少府管理，铜、铁任人开采，但须向官府纳税。开元十五年，初征银锡税。德宗时，户部侍郎韩回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此，矿冶征税权收归中央，由盐铁使专掌。文宗开成元年（836），一度划归州县征收。宣宗时，复归盐铁使。唐代矿冶税收不多，每年全国不过七万缗，不敌一县之茶税。由于盐铁使主管矿冶，故有时也兼管铸钱，或兼领铸钱使。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始征茶税。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奏立税茶法，在各地茶山及其附近的要道路口征税，按时价抽十分之一，每年得钱四十万缗。穆宗时，王播为盐铁使，奏请增茶税百分之五十。文宗大和九年（835），宰相王涯自兼盐铁使，行榷茶法，令茶衣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采摘茶叶后即在官场中制茶，旧有积贮，一律焚除。王涯置榷茶使，由自己兼领。此法招致人民极大怨愤。令狐楚继为榷茶使后，乃奏罢榷茶，仍由盐铁使主管，实行产地收税办法，由政府所承认的茶商转运贩卖而禁止私人贩运。
盐铁使为财经要职，常以重臣领使，或由宰相兼任。后来，盐铁使与转运使合为一职，其下属机构亦皆合并。唐代后期，盐铁使与度支、户部二使合称三司，至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遂合并为一职，称三司使。
参考书目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北京，1959。
（陈仲安）
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
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汉武帝刘彻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①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②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③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