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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话也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而已。我诚恳地向总督呼吁，我给他写了许多不公开的和公开的信，明白告诉他，政府的行动使我除了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外，别无他途可循。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实际。
这个法案还没有在政府的公报上发表成为法律。我的身体还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定冒险作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力气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能够在大会上站着讲话。我如果要站着作长时间的讲话，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反常。
我在南方一直感觉很习惯。幸亏我在南非工作过，我觉得对于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有某种特殊的权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请帖是由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签名发出的。但是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出主意请我来的却是拉贾戈帕拉查里①。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无论如何我们亲自面谈，互相了解，算是第一次。
①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1879—）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已他和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译注。
拉贾戈帕拉查里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还不久，他是应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等朋友的一再邀请而来的，也是为了便于更积极的参加公众生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同他住了两三天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住的那栋洋房是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艾扬伽先生的客人。幸而摩诃德夫·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很快便和拉贾戈帕拉查里搞得很熟，而拉贾戈帕拉查里因为怕难为情，一直不大出面。然而摩诃德夫提醒了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当培植这个人。”
我于是照他的意见去做。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斗争的计划，但是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步骤。如果劳莱特法案终于被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晓得怎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来加以反对。人们要不服从它，总得政府先给人们以不服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不能对其他的法律进行文明的不服从呢？如果可以的话，界限又在哪里？
这些和其他一大堆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题目。
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召集了一个小小的指导人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维加耶罗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非暴力抵抗科学的说明，甚至写上详细的细节。我觉得这个任务远非我的能力所能胜任，我毫无保留地向他承认这一点。
我们正在这样躇踌不决的时候，便得到消息说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那天晚上我正为这件事思索，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便醒了，醒得比平时稍微早一点。当我还在介乎沉睡和清醒间的朦胧状态时，忽然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仿佛做梦似的。早上我便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拉贾戈帕拉查里。
“昨夜我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自我纯洁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个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自我纯洁的行动，似乎是很恰当的。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的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绝食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各省是否都会响应我们这个号召还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靠得住的。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很好地进行总罢市，我想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了。”
拉贾戈帕拉查里立刻接受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得知以后，也无不表示欢迎。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1919年3月30日，但是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紧急的通知。由于这事情马上就得办，所以不能及早发出通知。
然而谁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效果呢？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到那一天进行了总罢市，真是惊人而壮观的一幕。
第三十一章 难忘的一周！（上）
我在南印度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到达孟买。我想大概是在4月4日，我接到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的一封电报，叫我赶到那里去参加4月6日的庆典。
但是在同时，德里已于3月30日举行了罢市。当时还健在的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和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的话在那里就算是法律。关于总罢市延期至4月6日举行的电报到达时过迟了。德里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总罢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得就象一个人一样。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应邀到朱姆玛大寺去作演讲。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当局所能容忍的。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的时候被警察堵住了，他们还向游行群众开枪，死伤很多人，而且在德里开始了镇压统治。史罗昙纳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电说，等4月6日孟买的庆典过后，便立刻动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发生的事，在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都大同小异地重演着。沙提亚巴尔博士和克其鲁博士从阿姆里察给我发来了紧急的邀请，叫我到那里去。当时我同他们还互不相识，但是我通知他们说，等我到德里办完事以后便去阿姆里察。
6日那天早晨，孟买成千上万的市民挤到乔巴蒂海边去沐浴，然后结队游行到塔库德华。游行的队伍里有少数妇女和儿童，也有很多穆斯林参加。同行的几个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参加队伍的人从塔库德华带到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去，并说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讲。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地叫人们举行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但是我不赞成这个建议，理由是：宣誓不应草率从事，而且我们应当对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满足。我以为一旦举行了宣誓，以后便不能违背，因此，服用国货的誓言，其含义应当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团结的誓言所具有的责任，也应当为一切有关的人深刻认识。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举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会。
不用说，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两三件事情。我们决定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容易不服从的法律。那时的盐税是极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我因此建议人民可以置盐税法于不顾，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我还有一个建议是售卖禁书。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遮拉特文改写本），是已经被禁止了的，这时正用得着。把这两本书加以重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最轻易的办法。因此这两本书被大量翻印了，并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终止绝食以后在大会结束时发售。
6日晚上有一队志愿人员按预定计划带着这两本禁书出来向人民售卖。沙罗珍尼·蒂维夫人和我两个人坐车子出去。所有的书很快便卖光了。卖书所得的钱都用来进一步开展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两本书的定价都是四个安那，但是我记得从我手上买书的人不是只按定价付钱的。有很多把他们袋里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买一本书。为了买一本书，五卢比和十卢比的钞票象雪片一样飞来。我记得我还卖了一本书，售价五十卢比！我们向买书的人讲清楚，我们所卖的是禁书，买这种书有可能被捕坐牢。然而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后来我们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认为原来被禁的书并没有出卖，而我们所出卖的书并不在禁书的范围以内。政府把这些翻印的书当作是禁书的新版，出售新版书不算犯法。
这消息引起大家的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个关于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大会。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这才第一次懂得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会的人寥寥无几。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到会的几位姐妹。到会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经写好一份誓词带在身边。宣誓之前，我对到会的人说明了誓词的意义。到会的人这样少，既没有使我难过，也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已经注意到群众态度上的这种特殊的差异：喜欢搞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不喜欢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这种差异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将另辟一章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到德里和阿姆里察去。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我首先听到我有可能被捕的传说。车过马都拉停在另一站时，阿恰利亚·齐德万尼到车上来看我，把我将被捕的确切消息告诉我，并问我需要他做什么事。我感谢他的好意，向他保证，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有到达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书面命令，不准我进旁遮普境内，因为我到那里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纷乱。警察要我下车，我拒绝说：“我是应一个紧急的邀请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从这个命令。”
最后火车进了巴尔瓦尔站。摩诃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并要求人民保持镇定。我叫他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决定不服从对我所发的命令，并准备承受违法的处分，同时还要他说明，为什么即使不管我受到什么处分，如果人民能够保持充分的平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巴尔瓦尔车站，我从车上被带出来，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火车从德里开来，我被迫上了一个三等车厢，由几个警察押着我走。车到马都拉的时候，我便被带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没有哪个警官能够告诉我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或者准备把我送到哪里去。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他们把我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到了中午他们又在沙威·马渡坡叫我下车。有一个警官叫鲍林先生从拉合尔乘特别快车赶来，现在负责押送我。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于是我便由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而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个警官开始滔滔不绝地称赞米凯尔·奥德耶爵士①。他说米凯尔爵士个人对我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会引起地方上的骚乱，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动回孟买去，并答应不进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说，我不能服从这个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动回去。警官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了，便告诉我说，他不得不以法律加诸于我。我问他：“那么你预备拿我怎么办呢？”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此刻，我是把你送回孟买去，”他说道。
①奥德耶爵士（Sir Michael O‘Dwyr）是当时旁遮普省的省督，他被认为是那一次阿姆里察大屠杀的刽子手——译注。
我们到了苏拉特。在这里，我被交给另一个警官看守。我们到孟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