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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哪里发财呢？”他们问我。
我报了美术馆的名字给他们。那间美术馆在北京，是间小小的美术馆，我之前就在那儿工作。他们当然没有听说过，于是又问了一遍，像是有些惊讶似的。于是我重复了一次。这回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使了一个微妙的颜色，齐齐高声说：“不错啊，真不错！”他们这么说，我竟然觉得委屈极了。
然后按照传统，我与其他未婚人士被特意安排到了主桌，都是些完全陌生的名字被凑在一起，显得非常滑稽。而隔着一个座位坐着的，竟然是我中学时班里的男同学。他眼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我则支支吾吾。我念的是所不错的重点中学，初中时那些男同学都面貌相似，终日穿着灰色或者褐色的拉链夹克，根本很难记住他们的样子。而眼前的那位显然是把当时的穿衣风格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所以虽然觉得脸熟，却真的无法确切想出他的名字来。这个世界真是小得不可思议，毫无惊喜感可言，我本来只是想要闷头度过这个难熬的晚上而已。他显然没有看出我的尴尬，竟然起劲地叙起旧来。
“你还记得我们高二那年一起骑自行车去吴淞看海么？”
“那是高中一年级。”我随口纠正他。
“对对。你不会骑车，是坐在书包架后面，我们好几个男生一路带你过去的。”
“我会骑车啊。”我说。其实那种场景里，除了会记得自己当时喜欢着的男生，根本不会想起其他人来。那是高中一年级的国庆节，我们十几个人从学校出发一路骑到海边，看到些黑泥沙滩和乌泱泱的黄｜色海水，围拢在堤坝旁边啃了几口干面包以后就匆匆折返。骑回市区时累得要命，经过刚刚造起来的高架桥，桥是灰色的，我们的队伍拉得长长的。
“这两天你有空么，我们可以一起再去一次吴淞。”他郑重其事地说。
“啊？”我惊讶极了，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而他竟然干脆坐在我旁边来，紧挨着给我断断续续讲起了他的恋爱史。他的表达实在是很糟糕，我也只能囫囵吞枣般地听他把中学毕业后的十几年娓娓道来。原来他毕业以后就去加拿大念书了，又与我们班上去了法国的女同学谈了场跨国恋。他在失恋以后回国，通过班主任要了好几个女同学的联系方法。他说是失恋以后就彻底失去了安全感，惧怕恋爱。但是终于觉得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所以想从认识时间很久的人里面去找“终身伴侣”。他认真地说出这几个字，我听着却完全像是一场笑话。我问他都约过谁，他竟真的报出几个耳熟的名字。
这时候酒席开始了，我如释重负地把目光投向站起来致辞的阿姨与姨父。而他还不依不饶地盯着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哪个问题？”
“过些天要不要一起去吴淞。”
“可是，我有男友了。”我说。说完有些后悔，担心自己的态度会不会伤到他的自尊，却根本是多虑。他摆出那种“哦，我知道会是这样的”神情，像是习以为常了。接下去我们再也没有交谈，虽然挨着坐在一起，却只是埋头吃着面前大盘大盘的菜。我无所谓，觉得这样也不错。敬完酒以后干脆跑到没有人的露台上去抽两根烟。没有人在意我的离席，他们都各自热闹。天气的凉意里还剩余着些燥热，因此明明是秋天，却带出开了春的感觉。我想起三年前刚刚去北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
我喝完手里的啤酒，正打算回去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转头看过去，是表妹。她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朝我笑笑，看得出来已经喝多了，刘海被室内高涨的温度打湿了粘在额前。她用有点别扭的上海话与我寒暄了两句。我们聊了聊天气。她问我吃得好么，我说还不错，比平常吃到的酒席要好一些。她又问我是不是我们这儿的酒席都是这样的，她微微皱着眉头，看起来像是在找一个形容词。我说，是啊，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好像就说不上什么话了。
“我能抽你一根烟么？”她突然说。
“好啊。”我被她问得措手不及，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来。她从里面拿了一根，又凑近过来点了个火。
“薄荷的。”她深深抽了一口，说，“嗯，挺好的。”
“你也抽烟？”我问。
“嗯，不过这些天没有。”她朝那团热闹望去，笑笑。
“你妈妈知道你抽烟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我半夜在院子里抽一根。”她说，“念书的时候自由些，我常常与女孩们一起，在草坪上抽烟。”
“你妈妈知道么？”她问我。
“知道。”我想了想说，“她大概知道很久了。”
“嗯，她真好。”她说，“很早以前我被妈妈抓到过一次，然后她哭了。”
我们抽完烟，又稍微聊了两句有的没的。因为都背靠着栏杆，所以不会看到对方的神态，就只是静悄悄地站着，间或沉默，也不觉得时间太难熬。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层淡淡的血缘关系，我会跟她成为朋友么。可能还是不太会。
“北京好么？”她问我。
“还不错。”我说，“跟这儿不太一样。”
“我从没去过，他们说总是有沙尘暴，我也没有见过沙尘暴。”
“我也没有见过。那儿总是在下雪，一年四季的。”我说完看看她，但是她显然已经并没有在听了。她从我放在围栏上的烟盒里又取出一根烟，用非常快的速度抽完。然后她走到我前面，用手驱赶了一下面前那团想像中的烟雾，又抖了抖裙子，好像这样就能把烟味都抖掉似的。我说我们回去吧，她点点头。
所有的菜都上完了，年纪大的客人们已经先行退场。我看到隔着两张桌子的地方，我的爸爸妈妈也在收拾东西，爸爸正从桌上收拢一些恹恹的玫瑰花。我知道他们还要赶着回家去看一个选秀节目，这是他们整个夏天的娱乐，每个周末都不会错过。他们如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完全离不开电视机，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各种连续剧，情节越是粗劣，他们越是欲罢不能。所以我们一家也提前离场，我并没有再过去与表妹告别。
我们一起走出酒店，再次为坐公交还是打出租而犹豫了一番，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坐上了出租车。爸爸坐在前排，我与妈妈坐在后面。他喝得也有些多了，招呼司机把窗户打开，我看到他把玫瑰花小心翼翼地放在膝盖上，心里不由觉得有些伤感。
“我们三个很久没有一起门了，像这样多好。”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嗯。以后可以常常出去。”我说。
“我们都很高兴你回来。虽然我们也支持你在外面闯荡，这一点不矛盾。”他说。
妈妈并不接他的话，她在我身边调整了一下姿势，然后转头看向窗外。
“我当年插队落户时，过年回家都是不顾一切的。”他继续说，像是一番长篇大论的开始，“每年都盼着下雪，因为下雪以后没法再下地干活了，我们就能回家了。回家的时候旅行袋里装满花生，还要再拎两瓶香油。那时也没有什么客运火车，只有煤车。煤车开得很慢，所以我们就在车站等着，等它一过站，我们就爬上去。在煤堆里只待上一会儿，就只剩下眼白和牙齿是白的了。后来有一年，听说一个蚌埠来的知青爬车时摔下来，死了。”
“你总是说这些，你女儿不会喜欢听的。”妈妈说，她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
“你别乱讲，她要听的。”他接着说，“她小时候，我们一起去苏州爬山你还记得么。有个过路的年轻和尚见我们辛苦，说是帮我们抱她一段路。他从我的手里接过她以后就健步如飞，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们都慌乱地往前走，什么风景都顾不上，心想以后如果再也见不到她怎么办。结果等我们爬到那座庙的门口，他俩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她笑嘻嘻的，手上捏着一只蜻蜓。”
“那和尚是个好心人，后来带着我们去了平常去不了的后院。院子里有棵老树。”她说。
“现在那种感觉还是常常在的。那种时刻觉得就要失去她的感觉。”他说。
“她的性格就好像是在做场梦，都是遗传了你的。”她说。说完我们笑起来，我能感觉她绷紧了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于是我也把车窗摇下来一些。
“在火车上，是什么样的感觉？”我问。
“什么？”他转过头来望着我。
“你趴在火车上回家，是什么感觉？”
他久久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没有听清，或者是刚刚酒喝得有些多。但是隔了一会儿，他说：“风很冷，身体也完全冻僵了，只有脑子格外活跃。就好像是黑暗与阳光在眼前交替出现。”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回头，只是望着车窗前不断闪过的路灯、树的影子，就好像是黑暗与阳光在眼前交替出现。他说完这些，我们三个人都不再吱声，我们屏气凝神的，像是在聆听彼此的心跳或者呼吸声。我有些后悔问出这样的话，对于我的家里人来说，这样的对话过分真诚，反而带来几乎不能承受的痛感。
我想起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与阿乔剧烈争吵，我摔掉了桌子上一切可以摔的东西，哭到浑身颤抖，手脚发麻。其实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如此痛苦，能够记住的只有扑面而来的黑暗情绪，直接把我掀翻在地。然后，我长久地坐在书桌前，等待着痛感缓慢消逝，迷雾渐渐散尽。在这个过程中，我几次想要拿起电话来，给家里打过去。我想会是爸爸先接起来，然后他高兴地问我有事么，我说没什么，我想叫妈妈听电话，我会握着话筒等一会儿，听到妈妈的脚步声，她会说，喂，怎么了？其实我喜欢听到她平平淡淡的语气，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悲伤。我想跟她说一说所有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我发自内心地想从她那里得到安慰。可是我犹豫了，所有的事情说起来都太长，太琐碎，其实根本无法开头。
“我有过一个男朋友，但是他有女朋友。”这始终不会是一个好的开头。
所幸那个渴望倾诉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剧烈的痛感再次缩回身体的一隅。这才是我们家里人的性格，各自消化，像现在这样，我们坐在车里，望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只有这样才感觉是对的。
伍 ◇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湘是在阿乔家楼下。那天下午我从阿乔家出来，正打算要过马路时，看到小湘迎面走来。我已经有差不多两年没有见过她。接近下班时间，小区门口显得熙熙攘攘，骑车下班的人按着车铃彼此大声打招呼，刚刚摆出来的菜摊，各种蔬菜一堆堆地摆在一起，剖膛开肚的鱼在地上乱蹦，还有空气里烤红薯的气味都仿佛是在强调一种日常感的存在。
我当然知道小湘是真实存在的，哪怕我们几乎不会说起她，或者在必须要说起的时候用一些其他代词，把名字跳过。但是我确凿知道我们彼此存在于对方生活的缝隙里。有时阿乔的被子上会留下些陌生的面霜味道，所以我知道她闻起来是这样的。有时卫生间的梳子上会纠缠着一些头发，最初看起来差不多，之后我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染成咖啡色，于是我把梳子举到灯光下，看到一些柔软的黑色长发，以及一些短头发，被灯光一照就泛起柔和的光芒。
其实我并不那么介意阿乔说起她，与其让他表现得如此心事重重，与其让他�